看着有些疑惑的李璋，徐平对他道：“你要记住一点，一件事情数百年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就绝不是因为几个人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制度崩坏了。我便再考一考你，从中晚唐起，军制跟以前历朝历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璋脱口而出：“府兵难以为继，以募兵代之。”
徐平摇头：“这是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根本。募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古已有之，只是不为常制，用在危机关头而已。都说租庸调制崩坏，府兵无法继续，朝廷不得已才代之以募兵。若是这样说，中唐朝廷财政再坏，还能坏过汉末？那时一样征兵。至于说朝廷不掌握户口，中唐也不会比汉末豪强大族隐户更加厉害。说到底，自贞观四年唐太宗受胡夷‘天可汗’之号，以胡人为兵，渐渐代替了府兵。天宝年间，唐室最盛，哪里会缺什么钱粮，但统重兵的节镇，已全部是胡兵胡将。渔阳一乱，天下蜂起，就再也无法收拾了。用募兵代替征兵并没有什么，但用胡人兵制代替汉人兵制，却掘了中原武力根本。”
说到这里，徐平叹了口气：“从那个时候起，中原之兵便就再也制不住蛮夷了。制度才是重要的，征兵募兵，武勇懦弱，都上虚词而已。从唐大量招胡人入中原，百年间黄河以北胡风盛行，汉人胡化，所以晚唐五代之兵，虽然用的胡人兵制，却正好跟自己治下的政制相合，兵力不强还看不出来。本朝立国，胡风渐去，这兵制便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李璋听得张口结舌，禁军里胡风严重是很明显的事情，其实很多世代为兵的家庭，本就是来自汉化的胡人，大多是沙陀和粟特两族。这些人是汉化了，在更北边的契丹等族的人眼里，他们已经是真正的汉人。但是一些风俗文化却坚强地保留了下来，特别跟禁军奇特的军制结合在一起，最终融汇到了中原人的文化中，生出了一种怪异的武文化。
唐宋之前，哪怕是带兵打仗的，也很少以粗鄙无文为荣，更不会以不识字为荣。但从唐宋之后，却把武人不识字，为人粗俗当作理所当然。唐宋之前的军队，保证战斗力和忠诚靠的严密的制度和军纪，之后却是无比强调个人武勇，而对制度和约束嗤之以鼻。这并不是中原王朝的传统，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
这种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延续到千年之后，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信仰。说起宋朝的军队不能打，经常用的两个理由是“崇文抑武”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认识之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崇文抑武”，还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这种传统在军事认识中占上风之前，包括破除这种认识的之后，都不是问题，唯有在宋朝是问题。以徐平学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这只有一个解释——制度问题。
这种军事传统一直延续千年，中原帝国，只有在制度未立之前，或者制度崩坏的时候才会出现敢战善战的军队，一旦政治稳定下来，军队的战力便就消失了。
这就像人聚居的地方被野兽攻击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为了防止再次被咬，做出的选择不是制造长矛弓箭，挖陷井壕沟，而是走出村子，张开嘴巴，举起手来，跟凶猛的野兽比爪牙，比凶狠，用野兽的方法去战斗。人终究是人，怎么能猛得过野兽呢？一直这样下去，只能把所有的人都投进野兽的利口里去。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人组织起来，用人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战斗。把野兽抓起，驯服成家畜，或者杀了吃肉。
鲜卑打过来了学鲜卑，蒙古打过来了学蒙古，女真打过来了学女真，甚至等到日本法西斯打过了来又去学法西斯，就是不肯低头看一看自己脚下的土地，不肯看一看那些跟自己一样面孔的人，不肯跟这片土地，跟这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你凭什么不败，凭什么不被灭国？把国家和民族拖进深渊，当然是历史的罪人。
怔了好久，李璋才结结巴巴地道：“哥哥今天说的，着实有些骇人。若是被那些三衙禁军的武夫听到了，不知道要怎么编排呢。”
“有什么好编排的？他们中有的人，说不定还以此为荣呢。至于另一些人，应该能够等闲视之，毕竟这又不是他们个人的错。错，也只能错的是现在的军制。可惜，现在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只有真正跟西北打起来，血才能够教育人——只是可惜了那些士卒。”
李璋道：“哥哥若说现在的军制不对，那怎样的军制才是对的呢？”
“我们汉人，从远古先贤带着百姓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辟出了这片家园。男耕女织，敬老爱幼，守护田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能有今天，不知经过了多少苦难，怎么可能没有武勇，天生懦弱呢？军制要合我们汉人的习惯，知忠义，懂廉耻，有纪律，万众一心，才能够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现在禁军的军制，却只讲当兵吃粮，不讲忠义，万事决于统兵官，善者不奖，恶者不罚，无纪律。这样的军制，是对应于草原胡族逐水草而居，不知国家族人为何物的。要改军制，当然是从这根本上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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