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样选择，就是因为李慢侯的管理思想是商业化的，他在用效率优先的原则组织社会。他控制北方之后，除了圈占藩田之外。那些抛荒土地，也不是鼓励流民去耕种，而是整块拍卖给大户。将面积不定的大块土地批量拍卖，往往是按照自然地理版块，某小河边到某山边，某河支流之间，这样的土地版块，往往都是万亩甚至十万亩以上的。普通小民根本买不起，也无法整片进行开发。
先是在山东，圈占土地的，大多是撑过大灾难的土豪。人数不超过百分之五，却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这些人用土地作为资本，雇佣流民，使用耕牛，快速生产出了大量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地主，而是资本化经营的农业资本。这些人在山东发展起来之后，李慢侯后来夺取了更残破的河北地区，他们大批北上，圈占更加广大的地块，进行统一管理。大多数大地主，都会投资改善土地条件，修建水渠，灌溉田地。一块土地，有水利设施跟没有水利设施，价格可以差距十倍。
以前都是官府投资，地主坐收其利，现在谁投资谁收益，十分明确。甚至有一种经营模式，大地主将河流之间的土地买下，修建了水渠后，又转手卖出去，谋取巨利。将大地块分成小地块卖出去，或者整体出卖，情况十分复杂。土地买卖在宋朝是非常常见的，而在东藩这里，就更加常见了。土地资产，已经是流动性极高的一种优质资产。
这样做的坏处是，那些靠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区，土地很容易卖出去。而那些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买主。所以大量山坡地区，干旱地区，以前可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甚至有整村、整族人口聚居之地，现在都是荒山野岭。
可效率是很高的，最好的资本投入了最有开发价值的土地上，最强壮的劳动力，投入在最容易生产财富的土地上，那些偏僻之地，只能自耕自食的土地上，则没有人口居住，按照经验，这里即便居住了大量人口，繁衍数代之后，就只能成为贫困地区。与其如此，还不如让那些得不到土地的人，迁移到方兴未艾的城市里谋生。这至少比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城市发展聚集人口人道的多。
这样的思想，不仅仅用于农耕土地上，山北的草原同样如此。条件良好的河套草原，吸引了大量牧场主。花马刘这样有官方背景的牧场主其实是少数，大量牧场主甚至是契丹人。最早跟随李慢侯的三百契丹人，早就融入了东藩体系。他们在李慢侯手下当过翻译，当过马夫。当在山东圈占土地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也花钱圈占了不少土地，但他们不擅长种地，他们圈地就是为了养马。
最初几年，军队战马都很紧缺，所以养马的行情非常好。他们中数十人发了一大笔财，逐渐退出了李慢侯的体制，跑去北方，最后跑去草原上圈占草场。富饶的河套，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因为其中不少人竟然就是出身河套的契丹部族。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十几个规模巨大的马场，每一座都有三五十万亩草场，放养了数百万头牲口。其中战马就高达一百万匹，占了整个东藩势力范围内战马资源的一半。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滦河流域、潢河流域等相比河套稍差一些，但面积更加广大的草原上。参与经营者，一半是这些契丹人甚至个别草原人出身的牧民经营，一半是花马刘这样的汉人牧场主经营。花马刘他们的优势是资本实力强劲，能圈占更广袤的草原，然后雇佣草原上的牧民，甚至雇佣整个小部落为他们放牧。像花马刘一个人，就圈占了三百多万亩草场；田氏兄弟为了养马，也来这里圈占了一百多万亩土地；还有一些大农场主出身的农业资本，看到放牧有利可图，关内又已经找不到适合的耕地，索性跑去关外圈占牧场。
契丹人跟汉人都经营畜牧业，可经营方式又有所不同。契丹人侧重放牧，就是纯粹的放牧牛羊马匹，汉人资本家往往更加灵活一些。他们放养的耕牛比战马更多，耕牛可以吃肉，可以耕地。他们往往在自己的草场上，还兼营农业，只要水利条件合适，他们会开辟一些小块土地，种植农作物，在草原上，粮食比肉食更有价值，蔬菜又比粮食更有利润。理论上来讲，这种灵活的多种经营，肯定会更适应市场，利润会更丰厚一些。
迟早他们会兼并契丹人的游牧式草场，但实际上双方目前是分庭抗礼的。因为契丹牧场主有独到的优势，他们驯养的战马，几乎垄断了军队供应，因为他们养出来的战马，就是比汉人牧场主更好，哪怕这些汉人资本家也是雇佣草原人放养。这可能就是权利分配的商业效应了，契丹人为军队提供最好的战马，不是他们爱东藩军，他们是为自己放牧，为自己赚钱的。汉人资本家雇佣草原人，这是雇佣关系，草原人照料牲口不需要全心全意，因为他们无法从好处中分享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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