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一开始也很感兴趣，以为那些思辨他也想不明白，对啊，明明乡下更容易谋生，粮价更低，吃的更保，却为什么还要留在城里呢，城里物价高，生活水平低，为何不回乡。
这个问题不是归纳总结和推理思辨能得出答案的，因为总有人从农村进城，也总有人从城里返乡。直接去问他们，答案是千奇百怪。有的城市穷人觉得，留在农村没意思，城里有大戏台，有青楼，有酒肆，有各种各样的稀奇玩意，这是贪图花花世界的人。也有人觉得，城里更容易发财，在农村一辈子也就那样了，得出来闯一闯，搏个富贵，毕竟这是初期商业社会，各种进城发财的传说故事，不比海商的鬼怪传奇少。
可这些一定不是主流，随着越来越多的答案出现，一个真实而不合逻辑的结论出现了：城市事实上比农村更容易谋生！
城市工资比农村高一点，可是城市物价要更高，工资比物价，城市人的相对收入更低。调查也确定，城里人比农村人吃的食物更少，更寒酸。可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竟然还能存下一点钱，而农村人反倒是更不愿意存钱，他们住在土豪的屯堡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的十分稳定安逸，自然没有风险意识。城里的雇佣关系并不稳定，雇佣双方没有血缘关系，市面不好说解雇就解雇，因此城里人会存下一点钱防备。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李慢侯也会觉得，人肯定会选择更安逸的生活，给自己的二舅、三叔当长工，就算偶尔窘困，借钱也容易。可是人口依然是往城市流动的，只要人不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就会往城市里集中，带来城市化，越自由的社会，城市化率就越高。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城里社会分化最为严重，最底层的民众比农村更苦，但人口依然往城市里流动，形成大片贫民窟也不走。
李慢侯有自己的猜测，虽然城里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低，但有一些其他补益。城市贫民压缩自己的衣食开支到最低限度，却多多少少会有其他消费。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城市贫民身上的衣服比农村穷人更鲜艳，哪怕同样破烂；城市贫民每年看的戏，比农村穷人要多的多，都是免费的大戏；城市贫民的子弟还拥有比农村穷人子弟更多的读书机会，官府的乡学不可能覆盖所有人，只挑选最聪明的儿童免费入学，但还有一些富人开办的慈善学堂，机会要多一些。
也许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数以万计的做出的群体选择，必然受某种规律约束。
最终落到实处，肯定还是因为城里的工作机会比农村更多，虽然不稳定，全日制的工作也有可能失业，但即便是打零工，城市居民每年工作的时间，也比农村短工只在农忙时干活的时间长。因此平均下来，城里的收益更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的批评太多了，李慢侯也受到了影响，他也开始反思这种绝对的自由竞争的利弊。利大于弊是肯定的，那么弊端能不能有效避免？现代社会的做法是福利制度，虽然东藩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极其丰厚，但肯定还比不上现代社会，因此不可能推行覆盖全面的福利制度。那样的福利制度，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扛不住，更何况宋代时候的一个重商藩镇呢。
要不要济贫？
李慢侯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济贫是不是政府改作的事情？
现代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是贫民运动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精英的良善驱动。精英的良善行为那叫慈善，不是福利。福利是征服提供的一项服务，通过转移税收的方式，对弱势群体进行津贴。
从经济上来讲，这违反逆优胜劣汰原则，是低效的。无数经济学家反对这种经济策略，比如他们认为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会使雇主转向雇佣更少人的经营模式，会带来工作计划的减少，更不利于穷人。福利政策，只会造就烂汉，只对最有优势的群体有利。他们通过福利政策，让穷人失去了上进心，让社会阶层固化。穷人开始苟且，富人地位加强。
英国有很多贵族学校，富人花费大价钱将孩子送进去，接受严格的教育。而普通公立学校，却推崇素质教育，学生贪玩，随性，缺乏自律。贵族学校的孩子毕业之后，进入了牛津剑桥深造，穷人的孩子毕业之后进入了工厂做工，接受福利，衣食无忧。
面对这种私人贵族学校垄断大学学位的情况，英国政府试图改善，所有人都以为，贵族学校的学生更容易考入一流名校，是师资力量更强。于是政府拨款，提高了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让平民学习的老师水平跟贵族学校相当。可最后发现公立学校的学生，依然考不过贵族私立学校。教育家进行深入调查，发现两种学校最大的差别，不是师资和硬件，而是学习文化。即便有了好老师，可平民公立学校的学生依然不好学，谁好好学习，还会被嘲笑和排挤。而学生的蓝领阶层父母，也并不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反正他们毕了业也有福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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