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并没有点石成金的能力，财政收入一直也是延续前朝的做法，不外乎仍是农税、商税和官营专卖。但是因为在重新复国后，为了稳定人心，在许多地区实施减免税赋的政策。而减免后朝廷仍要维持运转的各种开支仍然不会少，所以说朝廷开支反而有增无减。
赵昺用抄没的财产渡过了初入江南最困难的时期，可很快就发起了北伐，不仅败光了朝廷的积蓄，还使得财政出现了赤字，让他的小金库都是一空，并又在两淮欠了一屁股帐。因而这几年当下朝廷的主要收入来自专卖和商税，其中来自海贸的关税和贸易差又占了大头，约占了总收入的四成强，其次就是盐税。
去岁赵昺的内库来自海贸的收入是三千万贯，那么朝廷关税和商税收入大概也不会少于此数。而今收复江南三年减免税赋期限已满，那么今年的农税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这么算起来，朝廷今年财政上会宽松些，但是按照赵昺的计划尚不够花。
让赵郁闷其实并不仅在于此，而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若究其根源就是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首先就是人口，大宋现在有人口在三千余万，看似不少，可与现代相比甚至都不如四川人多，可以想见人口是多么稀疏。
问题古代社会生产力还低下，粮食产量不高，为了弥补由此产生的效率低下。这就要大部分人投入农业生产，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如此一来大多数人口就就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现在由于海贸的兴盛，使很多人将资金和人力投入其中，或直接买船出海，或是投入商品的生产，人口的分流又将导致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象。
另一个方面是矿产生产，尤其是铜铁的生产无法满足需要。当下的铁产量以万斤计，这与现代以万吨为计算标准，简直是云泥之别。而现在武器、船舶及新机械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钢铁，这又与民生发展产生了冲突，使得难以两头兼顾。
再有减免税赋，动用财政资金从百姓手中买粮、买劳动力，在消耗了国家大部财力的同时，也让百姓的手中有了些余钱。而同样刺激民间消费的增加，这使得商品供需矛盾加剧，又产生了物价上涨的动力与朝廷增税的需求。
今春之后，已经有朝臣上奏要减少武器制造，以减少资源和资金的占用，向民生方面倾斜。并以为农为百业之本，要求抑制工商，减少从事农业人口的流失，防止动摇国之根本。
赵昺知道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矛盾，但是战争的阴云又始终弥漫不散。减少对军事的投入，发展民生，必然会导致武器更新放缓，战备能力下降。而抑制工商，则会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支付能力下降，不得不增加农税，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走回了老路。
要解决这个矛盾，赵昺知道就是发展科技，提高生产效率，以解放更多的生产力。但是这个科技薄弱的时代，短时间内让科技出现飞跃式的发展，基本是做梦，这需要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知识积累及人才的培养才能做到的，正所谓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甘蔗没有两头甜，既要保证民生，又要积极备战，因此赵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而今之际，要么将资源向军事方面倾斜，以保证在数年后一举灭元；要么就是维持当下与蒙元的和平，集中力量发展民生，而灭元战争就只能后延，与虎狼长期共存。
赵昺当然不甘心放弃北伐，他清楚一旦放松备战，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很可能就会陷入当年签订《檀渊之盟》后的境况。臣不思战，军不愿战，民不肯战，导致上下皆不愿意发动战争，军备废弛，军队羸弱，永远的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也为亡国埋下了隐患。
但是完全将精力放在军事方面，放弃恢复经济，也就失去了战争动员的基础，无法支撑庞大的消耗，导致半途而废，重新陷入两国对峙的局面。所以如何平衡两方的发展，即能保证军备，同时又能保证经济发展，保证民生就成了当前非解决的问题……
赵昺考虑良久，定下‘侧重军事，兼顾民生’的方针后，连续召开廷议和堂议，首先统一高层的思想，坚定灭元的决心，定下阶段发展的方向。而后与众臣商议如何平衡两方的矛盾，经过多次讨论和私下沟通后，终于做出了决议。
首先，继续扩大和发展海外贸易，这是国家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能仅因为些许的不良影响而放弃。同时维持较低的农税，压减徭役，以保证百姓在减免税赋政策陆续到期后，生活水平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了协调发展，要适当提高参与出海贸易的门槛，遏制无须发展，尤其是严厉打击走私。而朝廷要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防止谷贱伤农的事情发生，常平仓要发挥平抑价格的重要作用，积极收储的情况下，要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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