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道州，同样也有话说，当然，这些地方，其实也清楚，安东毕竟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变成常例，朝廷也不可能对其他地方，尤其是核心统治道州放任。
但是，讨价还价嘛，总要让朝廷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的想法。像安东那样，他们不敢奢求，但其他地方，还是有些商量的余地。
已经升任剑南布政使的张雍就提出，希望朝廷能够酌情降低一些剑南地区的税赋。自从川蜀平定之后，当地对朝廷税赋的上缴，就始终是足额足数的，也只有遇到灾害之时，才会有所蠲免。
过去一段时间，川蜀每年给朝廷上缴的税赋，能占到全国两成以上，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比例，同时也意味着川民的疾苦。
后来，朝廷也酌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之趋于合理，这才减少了对川蜀的压榨。但即便如此，川蜀每年的贡赋，仍旧是排在天下道州前列。而从西南地区来看，也只有剑南被朝廷看得最紧，没办法，谁教西南地区就你剑南道富庶呢。
张雍在西南为官，也有十来年了，从成都知府到剑南布政使，自然有了感情，有了自己代表的利益集体，也想要为剑南的百姓某些福祉，扬一下名。
当然，他倒也不像其他人那般，一味地叫苦鸣屈，只是合理地提出，希望财政司在制定税额的时候，能酌情地调整一番。这每年就都在调整，但像剑南这样的天府之国，每年调整的余地都不大，不加已经属于恩惠，张雍这是想减。
如果说张雍是为剑南百姓考虑，想要减轻治下官民负担的话，那还有些人，就属于为地方官府谋权争利。
其中，争论得最激励的，毫无疑问，属于每年地方税赋留存问题。不只一个道司提出，每年两成的税额，实在太少，已经不够当地行政支出，甚至有些影响到地方的行政运转。
两浙布政使王仁赡就举例，说浙南一些州县官吏，已经出现拖欠俸禄的现象，官吏们，尤其是基层官吏们，日子不好过。
这显然是在扯淡，其他地方也就罢了，你江浙地区也叫穷，那其他穷困道州岂不是要炒翻天？
在留存税收这事上，是中枢与地方之间最关键的一处矛盾，而面对这些来自地方上的声音，刘旸与赵普也是感到了一些压力。
不过，他们的态度也十分坚定，税收留存属于中枢的底线，不容打破，这不只是税额多少的问题，还涉及到中枢权威，涉及到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
政权可以适当宽松，但军权、财权是要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对朝廷而言，这是十分必要的。
何况，仅从开支来讲，偌大一个朝廷，那么多官员，那么多勋贵，那么多军队，还有各种工程以及天灾人祸，这需要的财税，可比某一道一州的财政压力要大得多。
当初的财政拮据，让每一个中枢大臣都记忆深刻，因此，涉及到这方面，自然就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因此，赵普是代表朝廷，进行了强硬的驳斥。同样是从地方上历练出来入朝拜相的狠角色，赵普屁股底下可不虚，对地方的情况也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
在赵普看来，想向留存税收伸手的人，更多的还是为私利，或者地方保护思想严重。这个例子绝不可轻开，否则，有一次，便有第二次，财权若动，那早晚其他权力也将受侵蚀，如果是那样，那朝廷维持了几十年的制度也将受到动摇，这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当然，最关键的影响，还在于中央朝廷的权威。
不过，相比赵普的态度，卢多逊倒是选择支持地方上的诉求，并不阴不阳地说赵普在政事堂待太久了，不知道地方的情况，应该体恤下情......
结果，赵卢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这样扬州后置案后，两者之间有一次严重冲突，还偏偏选在这么个时候。
耳闻不如目见，原来传闻并不只是传闻，并且，中枢的相权之争，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激烈。进京的道司大吏们，算是饱饱地吃了一顿瓜，而卢多逊的“背叛”行为，也让刘旸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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