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加根的记忆中，他家老宅的面积在王李村是最大的。
那时如果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要开会，通常都会选择在他家里。他家俨然成了王李村的公共活动场所。召开全村社员大会的时候，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自带小板凳，散坐在他家的堂屋、厢房和天井周围。
看到那么多人聚到自己家里，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加根总是特别开心。他穿着开裆裤，戴着虎头帽，在屋子里颠进颠出，不时被伯伯婶婶叔叔阿姨们揽入怀中。
他家堂屋的墙体比较高，显得特别空旷。紧挨着神台两端，有两根粗大的立柱支撑着房梁。堂屋地面很平整，似乎是用类似于水泥的灰土粉刷过，还有绘制的方格和漂亮的花纹。正对堂屋的天井里，有一条阴沟直通村东的门口塘。
如果赶上下大雨，门口塘里的乌龟、王八、鳝鱼、鲫鱼就会逆流而上，通过阴沟游到他家的天井里面。王厚义看见这些“自投罗网”的家伙，就赶紧拿出筲箕或箢箕，把天井的排水口给堵上。那些不速之客就插翅难逃，最终都成了他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一九七六年，传说所有的私宅都要收归集体所有。由生产队统一拆除，然后修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标准式住房。王厚义听到风声后，不顾加根他奶白氏的反对，自作主张，提前把这栋“厅屋”给拆掉了，重新建造了一栋面积很小的土坯瓦房。
老宅改成新屋后，多出好多砖瓦和木料。砖瓦当时就卖了，木料则堆放在新屋的两间空房里。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
远在河北的白素珍得知老宅被王厚义“大屋改小”，自然非常气愤。老宅是她童年和少儿时代生活的地方，有她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只有老宅，才能寻到死去的姑父和三货的气息。她和三货从白沙铺来到王李村，成为姑父母的养子女之后，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家里的氛围还是其乐融融的。
白素珍小时候模样儿长得俊，是王李村的“人尖儿”。她脑瓜子聪明，上学读书成绩好。嘴巴子又甜，碰到长辈，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喊得特别亲热。她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又亮又好听，特别是那首“手拿碟儿敲起来”，与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简直一个样儿，绝了！隔壁邻墙的乡亲们聚在一起吃完饭，总是把碗筷递给她，要她边敲碗边唱。有时不小心把碗敲破了，别人也不埋怨她，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夸她的歌唱得好听。
当然，白素珍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她勤快。
十来岁就像个小大人，每天放学回家，什么事情都抢着做。烧饭，洗衣，喂猪，挑水，掏粪，去自留地扯菜，风风火火，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礼拜天她还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给家里挣工分。
哪怕骨头累得散了架，也总是唱进唱出的。
这种美好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春天终结了。起因就是她姑父积劳成疾，累死在了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建设工地上。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年过半百的白氏、十五岁的素珍和十岁的三货。白氏好些年没下地干农活，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素珍和三货还在村里念小学。老的老，小的小，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说没人挣工分，家里挑吃水、种自留地、出牛栏粪这些体力活，都没人能够承担。
面对这样的现状，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找上了门。在安慰未亡人节哀顺变的同时，他们又转入了老生重谈的话题：劝白氏接纳王裁缝的儿子王厚义，让他过继来领门户。
还是在素珍她姑父活着的时候，本家二爹就提过这样的建议，结果被她姑父拒绝了。
姑父拒绝的理由是，他们收养了素珍和三货，既有儿子，又有女儿，干嘛还要收个继子？
本家二爹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非常直白地提醒道：“哥哥你糊涂啊！虽说素珍和三货改随你姓王，但他们毕竟与你没有血缘关系，实际上还是外姓人。将来你和嫂子走了之后，家产总得有人继承啊！王家的祖业，怎么能够落到外姓人手里呢？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姓王的茅厕，只能让姓王的人来屙屎啊！”
“我都百年归西了，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姑父固执己见，还振振有词，“就算素珍三货是白家的血脉，你嫂子不是也姓白么？让他们继承家里的房产也说得过去。”
本家二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事就一直没有办成。
现在姑父不幸去世，家里面临着没人干农活、没人主事的局面，好事的本家二爹就和他老婆就再次上门，旧话重提。
白氏本来就是个没主见的人，加上老伴儿刚去世，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神来，哪里有脑水去决断这么重大的事情？
听本家二爹说，王厚义过继来家后，可以与素珍成亲，既当儿子，又当女婿。再生个一男半女，家里就会兴旺起来。美好的蓝图迷惑了她的眼睛。这个多少有点儿糊涂的妇人，就把这事应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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