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方红梅和王加根的工作单位发生变化，生活环境改善，经济条件明显好转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白素珍却一切如故。
她还是在BD市制线厂当工人，并且一直稳定在包装车间。
我们已经知道，包装车间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每人每天定额五千个。完成定额任务拿基本工资，超任务百分之二十以上才能得奖金，如果完不成定额任务还要扣钱。
白素珍每天上班之后，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干，但还是很难达到定额任务。年龄不饶人啊！她毕竟是四十大几的人了，当然没有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手脚利索。
为了换个适合自己干的活儿，她多次向车间主任申请，还找过生产科长张瘸子，找过副厂长岳威和“一把手”龙厂长，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敷衍和搪塞。尤其是岳威，态度还相当冷淡，语言极其生硬。
“你一会儿嫌这苦，一会儿嫌那累。你自己说，你究竟想干点儿啥事情？”岳威恼火地问她。
白素珍老老实实地回答，想去当自行车看管员，因为自己以前在冲剪机床厂就是干这个的，比较有经验。
岳威犹豫了一会儿，答复道：“厂里的自行车停车棚还没有修好，等修好了再说吧。”
可是，等制线厂的自行车停车棚和职工浴池建好后，白素珍的工作岗位还是没有变动。看自行车的、看澡堂的、扫大院的一共安排了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比她年龄小。见到这情况，她心里当然又不平衡。
年纪大的人干苦重活儿，年轻力壮的人干轻松活儿；能够胜任的工作不让你干，干不了的活儿偏要你干。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明摆着欺负人。为了赌气，白素珍就带上放暑假在家的小女儿马颖到厂里帮忙她干活儿。两个人包装的数量，计在她一个人身上。她不仅能够完成定额任务，还能多拿奖金。
这种做法又引起了别人的非议。
车间主任明确地告诉她，定额任务必须由她自己一个人完成，不能让其他人帮忙。
白素珍才不管这些呢！
“你们既要我干重活儿，又怕我多拿钱。岂有此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安排她做拿死工资的活儿，她就一个人守摊子；要她做计件工资的活儿，她就得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并且多拿奖金。
直到一九九二年建军节前夕，白素珍才接到通知，调她到制线厂质检科。这个时候，她远在湖北的儿子王加根已经调到了孝天城，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办公室上班。
母子俩相继调换工作，真可谓“双喜临门”。
王加根进中国A银行，是参加社会公开招聘实现的。至于白素珍为什么能够从BD市制线厂的包装车间调到厂质检科，原因却不得而知。可能是制线厂领导动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她固执地让马颖帮忙她干活儿，让车间主任觉得不好管理。车间主任到厂领导那儿告状，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任生产科长帮她说了些好话。在此之前，前任生产科长张瘸子已经被免职了。
到保定制线厂质检科报到时，白素珍当然非常高兴，但接待她的质检科科长却显得比较冷淡。
这也难怪，她毕竟年龄大了，视力又不好，更不懂技术，当然不受别人的欢迎。质检科长故意冷落她，一直不给她安排工作岗位。好几天，她只能在质检科里坐冷板凳，无所事事地闲在那儿。
这情形，比在包装车间做苦力还要难受。
白素珍于是去找过新任生产科长和包装车间主任，提出还是想回包装车间，但那两个人都鼓动她留在厂质检科。
“他不给你安排工作，你就在那儿玩！质检科又没有定额生产任务。只要你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哪怕天天坐在那里，他们还是得给你开工资。怕啥？”包装车间主任这样给她打气。
话虽这么讲，但如果什么活儿也不干，当个吃闲饭的人，白素珍脸面儿上又挂不住。她于是主动去找质检科长汇报，情真意切地沟通，并保证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一门技术。
交涉了好几次，质检科长才勉强答应，让她跟着别人学习做色卡。
“给你半个月时间。如果你学不会做色卡，就回你原来的包装车间。”质检科长冷若冰霜地警告道。
“行！”白素珍信心满满地答应。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个好师傅教，她相信自己能够很快学会做色卡。当然，如果别人故意刁难她，捉弄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遇到贵人吃饱饭，遇到眼子光捣蛋。运气不好的话，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值得庆幸的是，白素珍遇到了一个好师傅。
别人手把手地教她，而且极有耐心，真正到了诲人不倦的地步。她自己学得也很卖力。十几天时间，她就能够独立完成工作了。做出的色卡，质量一点儿也不比师傅差。在画线、粘样品这些工序上，甚至比师傅做得还要快、还要好。就这样，她的考勤正式转入质检科，成了制线厂机关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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