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好大的气力，王加根总算把贷款展期的事情搞定了。
不过，他心里清楚，展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再过三个月，敬文未必能还清贷款本息。
看来，这笔贷款最终恐怕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了。
一想到这儿，他就万般焦灼，坐立不安，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脸上整天挂着霜，难得露出一丝笑意。
多年清苦的校园生活让他和方红梅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即使是搬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他们仍然保持着这一优良品质。
他们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舍不得换家具，舍不得买空调，舍不得买洗衣机，舍不得装电话，精打细算，可省吃俭用留下来的钱，如今将瞬间化为乌有。他真是不甘心啊！早知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向那些“月光族”“日光族”学习，有一个钱花一个钱。何必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巴巴的？
论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王加根还赶不上他小舅子方敬文。
虽然他的工资收入比敬文要高得多，但在花钱方面，却远不如敬文潇洒大方。敬文崇尚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吃穿住用玩，只要手里有钱，就绝不会委屈自己，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他抽烟、喝酒、抹牌赌博，可谓五毒俱全。抽的香烟都是牌子比较响、价格比较贵的，要么“红塔山”，要么“阿诗玛”，很少抽劣质杂牌香烟。不想做饭了，就邀上狐朋狗友，到外面去胡吃海喝，猜拳喝令，快活得不得了。打麻将，“斗地主”，输赢动辄成百上千元，而且总是满不在乎的模样。既不大悲，也不大喜，完全到了宠辱偕忘的境界。
王加根就难得那样洒脱。
这也是他经常慨叹世事不公、骂自己没有出息的原因。有时他非常困惑，甚至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产生怀疑。敬文从来没有“远虑”过，似乎也没什么“近忧”。他这人谨小慎微，未雨绸缪，还是愁肠百结，道不尽的烦恼与苦闷。
他不知道自己与敬文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弄不清孰是孰非。有时，他甚至这样设想：假如现在突遇天灾人祸，他和敬文都挂了，丢了性命。两相比较，哪一个活得更有意义？哪一个会觉得不枉此一生？哪一个感觉更划得来一些？
这次去孝天城催收贷款，王加根还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敬文家里已经装上了电话。
这个发现对他的刺激太大了。
乔迁新居时，王加根曾提议家里装一部电话。方红梅死活不同意。
她的理由是，他们又不做生意，装个电话有什么用？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上班都在家附近，每天同进同出，未必还要在电话里嘘寒问暖不成？装一部电话得两千元装机费，每月还要交座机费和通讯费。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么？
王加根没办法说服老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想到，同样不做生意、同样是夫妻俩生活在一起的方敬文和李华，家里却不声不响地有了电话。敬文为什么就有胆量、有气魄花这个冤枉钱？他还欠着一屁股的账债呢！
尤其让王加根难以忍受的是，当他把敬文拿不出钱还贷款的情况告诉方红梅时，方红梅竟然显得很淡定，看不出着急的样子，甚至还为方敬文开脱。
“他妈的！到底是她亲弟弟。如果是外人借了两万元钱不还，她不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不寻死上吊才怪呢！”每想起这些，王加根就气得牙根发痒，恨不得离婚。
一个女人，既然结了婚嫁了人，就应该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但方红梅却并不是这样的。结婚这些年，她没有把心思完全用在家庭建设和相夫教子上，更多关注和牵挂的是她娘家人。
家里该买什么家具，该添置什么家用电器，她很少主动提及，都是王加根一个人操办。就连一年四季的床上用品和大人小孩的穿着打扮，她也很少用心地去布置和安排。
家里的彩电、冰箱、音响、热水器、抽油烟机和席梦思，这些稍微高档一点儿的物件，都是王加根从孝天城买回的。
方红梅不仅不参与挑选，王加根买回后，她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唠叨个没完，嫌贵了，嫌他乱花钱。能省就省，有旧的就不买新的，有廉价的就不买贵的。一个原则，最大限度地省钱。到如今，夫妻俩没有一身像样儿的衣服，更谈不上金银首饰。
方红梅总是素面朝天，基本上没有用过化妆品。
按说，勤俭节约是值得称道的优良品质，可问题是，方红梅在小家庭建设及他们一家三口的消费上抠门，但对她娘家的弟妹又显得特别大方。腊梅、敬文、敬武读书和考学，以及后来结婚、生小孩，需要他们拿钱出来援助或送礼的时候，方红梅总是站到她弟妹那一边儿，与王加根斗智斗勇。软硬兼施，死乞白赖，争取拿出去的钱尽可能多一些。仿佛这些拿出去的钱是王加根的个人财产，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两人当教师时就是这样。王加根进银行工作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方红梅的这种德性更是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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