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越前，穿越国应该是“无所不管、无限责任的大政府”，还是“出了事别找我的小政府”，就是穿越众们键政的热门话题。
大政府，比如现代中国某些省市。政府作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调动社会每一分力量，但更意味着对人民负有无限责任，救火慢一分钟即为十恶不赦。
小政府，比如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某些省市。政府仅仅是大义名分的象征，而大部分组织和管理社会活动的权力，外包给了“士绅”。这意味着资产者拥有更大的自由，但即使无产者房子被烧光政府也无需担责，因为权力既然外包，责任自然消失。
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大部分穿越众也不是非A即B，而是十分实际的：
他们想控制大秦的每一个角落，调动一切资源尽快实现人生目标，称霸世界。
但绝对不想有人管着自己！
那干脆小政府得了呗？
且不说作为小政府的根基，豪强士绅根本不可能推行颠覆自己的政策——民国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单就从人类历史看，一个孱弱的国家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拥有强大的力量，要么依靠大政府，要么天降猛男，最好二者都有。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力量，而不是无休止的内耗、扯皮，cosplay南明。
相比大政府的缺点，大部分穿越众更不想要的是——都建国三十年了，还能被并不强大的敌人长驱直入，一把火烧了总统府。
所以综合利弊，实控核心区以大政府全面控制社会，非实控地区向士绅妥协、让渡部分权力，就是最现实的政策——当然非核心区是可以变成核心区的。
既然要全面控制社会，那彻底的土地改革就势在必行——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
罗靖涛侃侃而谈：“十年内，我们的工业人口，相比可以预见的统治区的总人口，可以说微不足道。即使只用难民和流民，也足够满足用工需求。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机械地模仿‘羊吃人’，好像农民不破产就不会当工人。实际上，新中国两次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都伴随着农村的稳定和生产力的解放！反倒是农村凋敝时，工业也随之陷入困境。”
“即使在2000年，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仍然是农民，更遑论现在是17世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的情况与新中国类似。农民只有解决了生存危机，才有可能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随之而来的收入差异，会促使农民为了改善生活而主动放弃小农经济，或产业升级或进城打工，所以并不需要过分担心小农经济遏制工业发展。”
“从政治上来讲，17世纪是一个人命如草芥的世纪！如果我们的统治区内能普遍实现耕者有其田，能人人吃得饱、穿得暖，就可以形成‘人权高地’，从而对外形成强大的政治优势——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不爽吗？”
众人都露出了坏笑，“穿越版土地改革”政策获得一致同意。
罗靖涛接着说：“土改只在实控区进行，但是所有统治区都要落实户籍制度，年满16周岁即强制自立门户。在实控区内，土改要按户分配自营地，分地不考虑每户的实际人口数，也就是说家里人越多，自留地收益越低。”
这下大家又迷惑了：“这是为什么？你都要打造人权高地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背口黑锅？”
罗靖涛笑道：“因为我们要遏制宗族政治！宗族是亲情和血缘的纽带，在稳定农村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必须承认，北方的朋友你们可能没有体会。但宗族政治不是！宗族政治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用我多说，即使在21世纪，依然存在宗族械斗、宗族贩毒等现象。儋州作为临时首都，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须尽可能彻底地改造社会，保证对基层的动员力！”
众人细细琢磨，好像是这么回事。
罗靖涛又补了一句：“再说我们实行‘摊丁入亩、累进税制’，大地主本来就会对我们恨之入骨，无所谓黑锅不黑锅！小地主和更广大的底层农民，说得难听点，在过去他们算人吗？我们分给了他们土地，还帮助他们生产，税还低。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会骂我们，但真得尝到了甜头后，骂谁还不一定呢！”
有人苦笑：“你就不怕为了多分地而假分家？”
罗靖涛毫不在意：“在农村待过的人，应该有这个体会：如果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大家长说话是管用的。但假分家，就让各家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反而削弱了大家长的权威，假分家就会变成真分家。”
王奕听了，不禁坏笑：“当年我在村里蹲点，这种事见过不少。”
“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打击的是宗族政治而不是宗族。我们对洋浦的祠堂予以保护，这一点非常好，应该继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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