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明末土地兼并严重，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得残喘于水生火热中的人民揭竿而起。
像是崇祯元年，陕北直接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彻底激化了社会矛盾。
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更是攻陷了北京城，明王朝的颓势不堪一击，崇祯帝自尽殉国，自此朱明统治生涯告一段落，然而明之亡殁于万历统治时早已埋下了祸根。
但是需要说明，晚明时期动荡的社会和黑暗的王朝统治，也并未阻碍文化的繁荣和文学市场的开拓。
因为晚明时期，官僚士大夫们将度曲填词看作风雅之举，因此传奇戏曲逐渐趋向文人化。
许多士子们也因仕途失意，选择了弃政从文，进而创作出大量丰富的传奇作品。
文人传奇的创作动机是凭借一己之文而抒情达意，以史入文而借古讽今，在经过精心构思之后，于作品中展露出一个朝代的本来面目。
由此晚明情鬼戏中往往穿插一些与时代动荡背景相关的情节，以文写史，将真实的历史隐约地呈现出来。
如《牡丹亭》在叙写杜丽娘因梦而亡之余，转而投向了客观的时代背景描写，写溜金王李全和杨娘娘奉大金之命，骚扰江淮三年，杜宝镇守扬州，平定叛乱。
在《淮警》、《寇间》、《折寇》、《围释》等关目中体现出的战乱描写，穿插于柳梦梅和杜丽娘邂逅、甄氏与女儿巧遇之间，从而在《惊梦》高潮之后将作品又推向了一个高潮。
杜丽娘为鬼三年，还魂重生后所处的环境已非昔日的太平盛世，而是一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景象，杜太守一家尚且妻离子散，更何况是黎民百姓？
又如《红梅记》写贾似道之荒淫残暴，尤其是《杀妾》更突显其官宦本质，周朝俊于历史的真实中，为贾贼安排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结局。
如《劾奸》终归将杀妾的真凶得以严惩，而《城破》则极力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动乱不安。
周夷玉以南宋史实讥讽晚明腐败的政治统治，顺势安排了裴禹与李慧娘的人鬼相恋，又写到卢昭容与裴舜卿的悲欢离合，而造成悲情的罪魁祸首都是奸臣贼子贾平章，可以说剧作家是在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抒发对现实政治的一腔愤懑。
再如《焚香记》中《驱敌》、《传笺》、《灭寇》等关目中的战乱描写，意在揭露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
此外，《画中人》中写到庾期远亲赴山东攻破贼寇，《娇红记》中写到西番国主率领番兵抢入川蜀，《鹦鹉洲》中写到韦皋入川平乱，《梦花酣》中写到辽兵侵宋，等等。
情鬼戏中诸如此类的战乱描写，可以说是剧作家在突显社会背景的同时对其坎坷人生满腹沧桑感的再述。
而且情鬼戏皆演男女相恋之喜与忧，安排因战乱而导致生旦被迫分离的剧情，突出了情在缔结过程中的艰辛，即使战乱平息后，生旦再度相遇，重温旧情，也是历经了千般磨难后的结合。
就像前文说的，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渐进活跃，进而带动了市井文化的繁荣，苏浙地区的发展尤为显着。
随着江南集镇的蓬勃兴起，市民阶层逐渐壮大起来，市民意识也随之增强，他们开始追求更为丰富的文娱生活。
到了晚明时代，社会商业、手工业的繁盛兴旺，为朱明王朝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契机，然而手工业主对工人的层层盘剥，却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恶化。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晚明时期所孕育着的改革因素走向了畸形，不得民心的朝代终归是坠落深渊。
晚明时代的社会背景，在文人的传奇创作中成为一个缩影，情鬼戏在突出情的主题时，也因而担当了一个朝代覆亡的素描者。
统治者在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时，总要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其统治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因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便充当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要领。
早在明太祖即位时，为加强专制统治，就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按八股科举取士，以维护皇家威严和巩固封建统治。
此后明正德年间，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朱子理学走向没落，继之而起的是王学左派思想。
明中期兴起的王守仁“心学”（简称王学）成为晚明时期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挽救着程朱理学的颓势，进而为统治者服务。
王阳明在陆九渊之后明确地提出了“心学”观念，他在《答舒国用》一文中提到：“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心即理”说是阳明学说的前提，其直承于陆九渊思想，王学思想的核心即“良知”。
此外，还有“致良知”说、“格物”说、“知行合一”说，强调身、心、知、意，这些不能脱离生理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其本意是想寻求思想观念的伦理化，企图把封建伦理观念灌输到人们心中，但也导致了否认用抽象、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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