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谓“秉笔直书”的态度。
“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备在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时，就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其政治愿望，他担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
理政新野，安抚百姓，新野百姓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当他在新野为强敌击败时，带着10万百姓一起向江陵转移，眼看曹兵追上来，诸葛亮劝他“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
结果刘备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正是由于刘备竭力争取人心，遂使人心归附。
取得稳固的根据地，成为与曹操、孙权鼎立的蜀汉英主。
孙吴集团则是利用封建宗族的血缘关系，是自己的部下和百姓因“受孙氏三代之恩”，从而死心塌地为之效劳。
对于曹操，作者在揭露其奸诈巧伪的同时，也客观地写出他重视争取民心，爱惜百姓的一些事迹。
曹操官渡之战后，与袁绍会战仓亭，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
可见曹操也善于稳定军心。
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部下与袁绍勾结的书信。
谋臣建议将这些部下核点姓名，一一斩首。
曹操却将信件一一烧毁不予追究。
“得人才者得天下”，作者认为珍惜人才，善于鉴别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图王霸业的基本条件。
作者满腔热情地写出刘、曹、孙三个集团在这方面许多令人赞叹的故事，也写出其中的挫折和教训。
刘备珍惜人才，不仅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情同手足，而且重用几经波折一心追随自己的赵云。
他又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山，给刘备的事业带来转机，从而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
荀彧和郭嘉是其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
而典韦、许褚、张辽、庞德诸人，或是自来投降，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鼎足江东，靠的也是重用人才。
孙权继位后，求治国之策于周瑜，周瑜说:“今方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
于是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依靠周瑜、鲁肃等能臣，与刘备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来他又重用吕蒙，夺取荆州。
在刘备大兵压境时，又力排众议，大胆提拔年轻的陆逊为大都督，取得猇亭之战的辉煌胜利。
在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方面，作者写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战事。
“温酒斩华雄”，说明不应以出身贵贱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火烧连营八百里”，老谋深算的刘备被“黄口孺子”的陆逊打败，说明“但当论其才与不才。
不当论其少与不少。”(毛批)，张辽、许攸、庞德等人被重用，说明不以个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标准。
总之，一地的得失，决定不了事业的成败，而人才的得失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三国演义》还写出了图王称霸者的各种战略决策。
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写战争，把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结合起来。
曹操的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
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
刘备实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违背这个方针，关羽失荆州，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伐吴抗曹，结果失败。
总之，《三国演义》不仅教人洞察人世，而且教人如何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政权。
《三国演义》总结了中国自阶级社会以来直至明代成书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它作为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百科全书”，至今仍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当然了，世事无完美，就算《三国演义》还是有着“拥刘反曹”的道德悲剧。
这是因为三国历史本身存在着正统和非正统之分，正统思想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一种理论。
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所以该书以魏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只尊曹氏父子为帝，给以“记”的规格，对刘氏父子则称为“先主”、“后主”，归入“传”类。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首次以蜀汉为正统，以魏晋为僭国。
不过此书已经失传，习凿齿所处的东晋偏安江左，北方中国被“五胡”占据，其地位正与三国时的蜀汉政权相类。
他用推崇蜀汉为正统的方法间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又以蜀汉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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