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说些大不敬的话，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拘。
他们“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
因为要知道《水浒传》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显而易见，水浒英雄们的性格的形成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是黑暗的社会环境把他们逼上梁山，现实生活教育着他们，使他们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缺点成长为英雄。
像是林冲是东京“十八万禁军教头”，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阶级营垒里的上层人物。
而且他又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如他所说，他与爱妻“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
这种社会地位和家庭环境，使林冲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点和弱点。
一是对统治阶级缺乏认识，二是对小康生活十分眷恋。
因此，当高衙内调戏他妻子的时候，为了保护与维持教头地位和优裕生活，他采取了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
当他遭受高俅迫害、发配沧州之时，仍然幻想负刑之后还能“重见天日”，所以一路上受尽董超、薛霸的凌辱摧残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野猪林险遭毒手，幸好为鲁智深所救，他不但不想报仇，反而央求鲁智深放过董超、薛霸，为自己留下后路。
到沧州牢房，他对管营、差拨也赔尽小心，行贿讨好。
住在破草房里，还想请泥水匠来修理房子，以便过冬。
直到统治阶级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才愤怒地杀掉放火烧草料场的陆谦等人，奔上梁山。
不言而喻，林冲、武松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出场，作者就告诉读者，这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接着写他景阳岗打虎，使其性格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武松打虎，但是作者热情颂扬他的同时，又描写他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
武松打虎之后，当了阳谷县都头，由城市贫民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
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一方面具有城市贫民的反抗精神和丰富的社会经验。
另一方面，他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官府的衙役，因此思想上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就是对官府抱有幻想，不可能轻易地与统治阶级决裂。
私人恩仇观念重，容易被人拉拢利用。
同时在以后的章节里，作者通过“武松杀嫂”、“大闹快活林”、“血溅鸳鸯楼”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充分叙写了武松如何在严酷现实的教育下，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斩断了与统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感情纠葛，最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而揭示了武松性格的发展史。
而需要说明，《水浒传》中性格最复杂的人物要算宋江，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两极的对立，即义士与忠臣的对立。
这是因为从中反映出了正统文化儒家忠孝思想与市民文化侠义思想的对立，也揭示了宋江性格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宋江一出场，作者就介绍他是“孝义黑三郎”，“为人仗义疏财”，特别强调他喜好结交江湖好汉，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同时他一出场也就受到严峻的考验。
宋江私放晁盖，说明他把“义”当作最高原则，当他“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放走了犯有“弥天大罪”的晁盖之时，他实际上也犯了背叛朝廷的“弥天大罪”。
不过此时的宋江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朋友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没与反叛朝廷、聚众造反的意思。
而杀惜之后，他经过一番周折奔上梁山，又因为守孝“奔丧”回家被捕刺配江州。
在江州浔阳楼上，宋江题下“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
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不甘屈辱、要施展抱负的豪侠思想同时也在他心中激荡，这正是宋江的双重人格，宋江私放晁盖是他人生中一大转折。
而江州题反诗是他人生中的又一转折，之后，他被黄文炳告发，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法场把他救出，宋江已经无路可走而奔梁山。
不过宋江虽然上了梁山，带领千军万马与封建王朝进行对抗，但他并没有摆脱忠孝伦理思想的束缚，他把忠与义统一起来，用“义”团结众人，而为的是实现忠心报国的目标。
他在上山之前，曾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
上山后，他不断向义军灌输忠义思想，在晁盖死后，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对于归顺梁山的朝廷将官，他一再表示自己上梁山是为了“权时避难”，日后“专等朝廷招安”。
他没有在身陷绝境时向朝廷投降，而是在义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带领梁山泊义军去接受招安，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报效朝廷，是“顺天”、“护国”，是忠义两全，结果带给义军的是毁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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