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深刻揭露佛道两教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害。当年韩愈曾斥责佛道造成人民“穷且盗”的事实，李觏在《富民策》中列举了佛老十项危害，诸如男不耕女不织等等，基本上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曾巩也发文《兜率院记》，说一个小县，出家当和尚的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寺庙建得宏伟华丽，和尚们吃好的，穿好的，出入有马车，日子比封疆大员都不差，言外之意似乎是官吏可以，士大夫可以，僧道就不可以。
第四，排斥佛教为夷狄，佛道乱了中国的礼法文化，这算是老生常谈了，石介《中国论》、曾巩《说非异》、欧阳修的《本论》中均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引用。
第五，用事例证明佛教的骗人事实，众多儒士们翻着本本古籍，从里面找寻了若干件可以证实佛教不灵光的案例，加以综合后一一罗列出来，如余靖、蔡襄等就舍利揭露佛教的不可信等等。
仁宗时期，反佛反道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儒士们的家国情怀更来越高涨。
据史料记载，1029年六月，当年真宗花费巨资修建的玉清昭应宫被一把大火烧光，那一大片焦土废墟着实丢皇家的面皮，所以太后就打算重修。王曙、王曾、吕夷简、范雍等大臣立刻上疏反对，认为这都是因为真宗造的孽，听信了方士们的妖言，蠹耗无数财用，所以才天降灾祸“戒其侈而不经”，如果再花钱重修，还会遭到天罚，坚决反对重建，薛讽、贾黯等人也表示不应重建。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反对崇道，另一方面又用天道来说事。
你们反对重修玉清宫，仁宗母子感觉对不起天上诸神众仙和真宗，1030年三月，仁宗就打算装修太一宫和洪福院，既然不让我重修动大工程，我搞点装修总行了吧。结果工程预算员说得需要不少建筑材料，别的不说，仅上好木材就得九万多根，据说陕西那里有好材料，还没等仁宗派采购员出发呢，当时刚请辞离京下基层任河中府通判的范仲淹就听说了，立刻上疏坚决反对，请陛下“罢修寺观”，你这样大兴土木，是在劳民伤财。十几年后，1044年，庆历四年六月，赵光义修的那座舍利塔也被烧掉了，仁宗又想重修的时候，余靖、蔡襄等纷纷上疏反对。仁宗末年，司马光又给仁宗交了份《论寺庙额札子》，原因是仁宗特事特办，给那些“自来未有名额”的寺庙、道观都赐了名，意味着这些黑户从此就合法了。司马光说“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就连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对宗教都完全加以否定了，更何况那些没什么格局的乡间儒生和腐儒们呢。
儒家的反佛老思潮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儒士们一直处于上风，直到张载、二程的理学兴起，一直排斥佛老之学。在这种反佛老的思潮下，仁宗对于宗教的态度虽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出台一些限制宗教的政策。比如斋醺由过去一年四十九次改为二十次，五节天下赐宴的活动也取消了，同时还大量裁减了各地宫观的保洁员和保安。
仁宗从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减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标，还关停了大量没有正式执照的寺庙。这里有一组数据，从真宗末年开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总数分别是：1021年约50万，1034年约45万，1042年约41万，1058年约31万，1068年约27万，1077年约25万，1078年约24万，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规模缩减了一半左右，相应的，国家在新建、修复的寺庙宫观上的投入也大量减少，并且一改以前的动不动就是大工程、大制作、豪华装修的侈华风气，节省大量人、财、物的同时，也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
不过，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数是在他执政的前期，这也符合一般规律，多数当权者初期都是雄心万丈，想着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条，迷失在权力和金钱中以后那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所以仁宗在庆历以后就有所放松，当然这和他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崇佛礼道也有关系。
有一个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没有办法说出仁宗你就应该反佛反道来。由于真宗给赵家找了一个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弃崇道也就意味着背弃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坚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对道教就意味着不孝，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孝道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道教文化对仁宗和士人们的千百年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北宋初期道教的兴盛，对士风和文风的影响是深远的，真宗曾经作过一首《崇道赋》，说“朕观三教，惟道至尊”，有这种思想的，绝不止他一个人。道教所构建的那个越来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对于人类的心灵影响之强不是一句儒学才是治国根本所能抹杀掉的。道教对士人的影响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隐士的增多，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为了逃避动荡的社会，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陈抟、九僧、陈辅、潘阂等，他们大体上都为了追求那种淡泊宁静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还有一种隐逸的人，不是有句话“大隐隐于世”嘛，他们是隐于庙堂之中，有学者定义这种隐逸模式为“吏隐”，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隐的表率，仁宗时期的典型代表有范仲淹、欧阳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称，但被贬的官员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比如范仲淹就曾经三起三落，有了一个“三光”典故。被贬以后的他们才发现，虽然一直在被教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具体要怎么调节自己被贬被冷落的心情却需要自己去解决，于是道家的隐逸、洒脱就成了他们化解郁结的方法，比如范仲淹发配到越州时赋诗一首曰：
越中山水绝纤尘，
溪口风光步步新。
若得会籍藏拙去，
白云深处亦行春。
苏舜钦退隐后也说：“吟对疏钟俗机尽，已疑身世属仙曹。”
后世人对仁宗时期这些吏隐的宠辱不惊、淡泊洒脱悠然而神往，而这种风气又直接影响到了宋代的文风，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这些大人物们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体现。比如范仲淹的《寄西湖林处士》《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梅尧臣的《咏严子陵》，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心底那种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对道士的超然的向往，在儒、释、道相互影响、渗透的时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种内敛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关的文化方面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驾驭得了，点到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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