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神乐观，这是朱元璋为管理国家祭祀、典礼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由于道士在斋仪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在里面上班的有很多道士。不是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嘛，古人哪有不信天不信命的，而敬天啊、祭祀啊之类的就显得特别庄重，也比较神秘，所以神乐观的成立为道士步入官场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清初时神乐观还在沿用旧制，满人皇帝想学汉人，礼乐方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还有点高深，暂时弄不懂就没有过多插手，里面依旧有道士按时上班，有事的时候一般也是道士主持，他们的待遇和普通官员也一致。
到乾隆七年（1743年）时，乾隆开始对神乐观进行改制，里面的道士全部被清退了，留下来的乐官们也被要求保证不信奉道教，否则也会被辞退。经过这次重组，神乐观里最终留下了480人。
不久，在太常寺的主导下，神乐观又经历了一次去道教化，里面的天师、文昌之类的神只全被请了出去，并且具有道教色彩的印信、官职名称等等也全部被取消重新设计，可以说彻底抹去了道教的痕迹。哦对了，神乐观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道观，所以被改成了神乐所。
对神乐观的改变表明了一个负责国家祭祀、礼乐的重要部门完全和道教脱离了关系，在体制上和道教划清了界限，成为了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普通部门，道士们再也不可能通过神乐观这条终南捷径进入官场了。
接着，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道士的统一管理，管理机构沿用明朝旧制，中央设道录司，归礼部的祠祭司管理，大领导就是司长，下面设八位管事，分别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灵和左右玄义，具体负责各项管理工作。府一级则设置道纪司，里面设有从九品的正副都纪各一位，州一级则设置道正司，里面有道正一位，县一级则设置道会司，里面设有道会一位。注意，这些是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官员，并不是道教机构，里面上班的也不是道士。
另外，乾隆专门为龙虎山安排了一位提点，辅佐张天师管理道教事务，当然也算是朝廷对龙虎山的一种监督。
通过这种从上到下的分级管理的体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把全国的道士们管理起来了，而且是把道士完全从体制内剥离出去，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
制度有了，管理机构也有了，接下来是房地产方面的政策。
顺治时期对现存的宫观并没有特殊的政策，总体上是保护为主，承认道士对这些房地产的所有权，不过对新建、扩建有比较严格的管控。
乾隆接班后对建新寺观的管控更加严格，规定只允许修修补补，坚决不允许新建。之所以这么规定，原因是乾隆总感觉民间有一股喜新厌旧的不良风气，很多旧的寺观实际上还可以用一百年呢，就是因为小或因为旧了就想推倒新建，这是对土地和财富的巨大浪费。
另外，乾隆还怕道士们借着修补道观乘机敛财，特别是那些较大的敕建宫观，如果有修缮的工程，必须要派地方官员去监管。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丫髻山玉皇阁重修的时候，乾隆就派人去当监工。
对于新建寺观的问题，虽然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事无绝对，所以乾隆要求地方官府要把好关，要严格审批。
当然了，乾隆的想法是不错，不过下面人执行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到了乾隆八年，干脆就正式下令禁止新建道观，这个禁令对佛、道二教，特别是对道教的发展影响还是相当大。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限制道教的话，那么度牒的管理对道教的发展影响就大了。
从顺治后期度牒的管理就越来越严格，对于没有度牒的僧、道原则上要求回家种地，直到雍正时期，宗教管理的政策一直比较稳定，度牒发放的也不多。
到乾隆时期，度牒管理进一步加强。乾隆认为和尚道士们天天躲在深山寺观里，大门一关，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万一藏污纳垢、伤风败俗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要是聚起一帮子绿林好汉，行反清复明之事怎么办，这些都得提高警惕，得提前预防，得好好管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制道士的人数，越少越安全。
最初，乾隆规定，除了龙虎山张天师可以发一部分度牒以外，不管哪个门派，想当道士必须得到官府申请，经过严格政审，祖宗八辈都要查个底掉才可能给你发证。至于想弄个假证，悄悄地出家，那是犯罪，有胆你就试试看。
乾隆二年，又开始实行度牒管理的保甲制，这招就厉害了，想出家就要有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担保，出了事要受牵连的那种，所以没有把握谁会给你担保？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了道士的管理，还增加了出家的难度，希望出家的人会少一些吧。
如果一套流程走下来没有什么问题，道士终于拿到了这张朝思暮想的度牒，从此就正式成为有身份的人，这里友情提醒：注意千万要小心收藏，勿使遗失，这东西可比现代人的身份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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