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侗这个道士就是看到了刘诚印的身份，于是刻意与他交往，很快就和刘诚印称兄道弟了，而这位道士的心思也就慢慢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高仁侗甚至成为了一个间谍，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在白云观后花园里签订的。
除了结交权贵，玩政治以外，这位道士一生对道教事业没做过一点贡献，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道教内部的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教衰落的必然。
最后是，武当山，虽然明代由于朱棣和张三丰曾经兴盛一时，江湖地位一度还曾超过龙虎山。后来，武当山有叫徐本善（1860-1932），统管整个山上的宫观，相当于总道长吧。那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武当山强内修、定规矩、清整、严律，还在太和宫开办学堂，把紫霄宫发展成为十方丛林。当然，武当山同样不可能独善。
以上是正统道教的大致情况，民间道教处境则好一些，一直稳定发展着，主要是道教已经成为了百姓生活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了。当年王常月从北向南复兴戒律，龙虎山的道士下山，进一步刺激了道教的世俗化，陆西星、李西月、柳华阳等人在丹道理论上的发展。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三一教、太谷学派、槐轩学派，也说明了儒学对道教思想的接受。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学的流布，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赛先生，德先生，科玄论战，五四运动等几次思潮，道教也成为了封建落后迷信的靶子备受批判，其衰落速度更快了。
但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潮流下，不乏“睁眼看世界”的学者。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这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说明什么？说明道教不但与政治紧密相关，而且早就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郑观应（1842-1921），被称为是近代最具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他曾经批注整理过大量丹经道书，对道教的价值、弊端认识得非常深刻。
陈撄宁（1880-1969），出身于左宗棠开办的安徽高等政法学堂，1908年开始四处游历，精研道教的养生方法。1912年到1914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道藏》，接着在上海开办了《仙学月报》和《扬善半月刊》，还办了一个仙学院，希望通过仙学救国。
萧天石（1909-1986），1935年从军队改行从文的，在南京开了东海书店。1942年病重，四处求医过程中遇到了南怀瑾，于是从1943年开始跟随南怀瑾四处访道，期间病就渐渐治好了。此后，他致力于道学研究，成为“新道学”的开创人，着有《道德经圣解》《道家养生学概要》《道海玄微》《大学中庸贯义》《禅宗心法》等，晚年开办“自由出版社”，专门做道教经典校本。
现在道教的情况就不多说了，至于未来的道教如何发展，何云何从，找准定位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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