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代对外贸易的方式，一是边境上与辽、金、西夏、大理等邻国的贸易，二是海外贸易。西夏崛起，影响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传统商路，再加上中国经济重心慢慢南移，以东南沿海港口为依托的海外贸易在宋朝也就顺势壮大了。
宋代全球领先的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为海上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宋代造船业，当时绝对世界领先，已能制造出在不同自然环境下、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比如，按行驶区域看，有河船和海船；按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渔船和战舰；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船）、平底船（河船）和车船等；以规模分，一万石的大料船、几千石的中料船和数百石的小料船。能体现造船业水平的当然还是远洋海船，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和推广，密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都是重要的标志。大型海船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明州（宁波）、温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以及广东的广州和雷州。而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船质量最好，泉州的海船已设有横板区隔的密封舱。海船中大料船长达一百米，载货达六百吨，可载五六百人。这都是有史书记载的，并非铁牛在这里胡诌。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营与私营两种。不过一般说来，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贸易的情况并不多，因此私营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贸易中，有一种是权贵与官僚派人出海经营，以满足自己牟取暴利的需要，但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制定过一个市舶法（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外贸法），其中规定不允许官僚权贵本人出面，所以只能私下委托他人进行。看来当时也是反对官商勾结的。于是，民营成为海外贸易主体。虽然有财力置办大型海船的只能是富贵大户，但小商人也不是没有办法介入海外贸易：他们可以出资在大商人的海船上以“分占贮货”的方式出海贸易，一人租下数尺见方的面积，下面放货物，晚上在货物上面睡觉。有点像后世大商场的租用柜台。
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外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从地域上来讲大体可分为五块：一是中南半岛诸国，如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和暹罗（泰国）等；二是南洋群岛，如摩逸国（菲律宾群岛）、三佛齐（苏门答腊）、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印度半岛及邻近国家，如锡兰（斯里兰卡）等；四是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五是东亚的高丽和日本。当时的外贸航线分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除了到日本与高丽走东海航路，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都走南海航路。
宋朝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先后设立市舶机构的港口包括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板桥镇、秀州澉浦镇、镇江、平江、温州、江阴和上海。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为着名，是宋代三大外贸港口。
当时，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丽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常来泉州贸易。其后二十年，贸易国增至五六十余国。有时，一次贸易的“净利钱”就达九十八万余贯，一次到货的乳香就达十万余斤。
海外贸易中，输出的主要是丝麻织品、陶瓷器、铜铁器、金银饰品、漆器、茶叶等几大类商品。而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过五十种，宋徽宗时已增到二百余种，可分香料、珍宝（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等）、药材、矿产（水银、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几大类。由于外来商品以香料为主，输出商品以绢帛和陶瓷为主，中外学者把当时的海上商路称为“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泉州也自然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海外贸易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从宋初的三十万贯上升到宋徽宗时期的二百万贯，也为海外各国的文明进程施加了中国影响力。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各外贸港口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蕃货市场，称“蕃市”，一般设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称“蕃巷”）里。广州、泉州的城南都有这种蕃坊，杭州的蕃坊则在城东，蕃坊还办起了“蕃学”。蕃坊设有蕃长，由官府挑选有声望的蕃商担任，机构称为蕃长司。朝廷还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蕃商犯罪，徒罪以上者，由地方官决断；杖罪则由地方官府审查核实后，送交蕃长按海外国家惯例惩处，因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国家则打脊背。
当时习惯把外商称为“蕃客”。据仁宗景佑年间的官员报告，广州每年都有蕃客携带妻儿前来居住，甚至购买田宅，与当地人杂居，突破了蕃坊的限制。泉州城内蕃商杂处，民间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些蕃客“富者资累巨万”，泉州有一个名叫佛莲的回民商人，死后仅留下的珍珠就达一百三十石。北宋元佑年间，广州有个蕃客改为汉姓刘氏，还娶了赵宋宗室女为妻。这些蕃客在泉州、广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户，繁衍子孙，以至泉州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泉州、广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蕃客的墓地；广州的蕃人冢累累数千座，都南首西向，朝着故国，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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