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俊举杯邀约，禄东赞与裴行俭举杯应和，各自喝了一口。
黄酒清凉、醇香回甘，乃是上品。
车外有喧嚣声响起，禄东赞随手撩起车帘，见一辆马车大抵是车轴断裂、倾倒在路边，随行的商队仆役正在喊着号子将马车扶起，周围汇聚了不少人。
放下车帘，禄东赞道：“大唐之所以富饶丰足，商贾功不可没，他们周转南北货殖、勾连东西商路，使得各种物资得以流通，取长补短、以无充有。听闻海贸之盛，甚至更在丝路的十倍以上，不知是否夸大其词？”
裴行俭夹了一筷子肉放在碗中，点头道：“船运的便利性远胜于陆运，一艘船的装载量等同于几十上百辆马车，所以海贸的规模更大、也更为便利。”
禄东赞蹙着眉头，看向房俊：“恕我直言，汉唐以来，中土奉行的是‘重农抑商’之策，一以贯之、从无更改。可如今诸多世家门阀全部投身于商贾之事，长此以往，商贾之地位必然飙升，将会动摇大唐之社会结构，不知大唐是否做好应对之策？”
所谓“社会结构”，简而言之便是“士农工商”的架构，商贾处于最底层，饱受歧视、打压。
可随着贸易之发展，商贾势力飙升，搅动甚至颠覆这个架构乃迟早之事。
是否意味着两汉以来的统治根基发生根本性扭转？
房俊吃着肉，喝着酒，笑呵呵道：“国家是需要商贾的，商业繁荣不仅意味着百姓生活水平之提高，更意味着商税之丰足、国力之强盛。”
禄东赞颔首，吐蕃也大力鼓励商业，只不过因为地理条件之限制，收效甚微。
“但如此一来，商人之地位不断高升、势力不断膨胀，要如何应对？”
房俊道：“何须应对？只要秉持‘商贾不得参与科举’这一条便足够了。”
禄东赞不解。
一旁吃得满头大汗的裴行俭解释道：“‘士农工商’之架构早已深入人心，再加上限制商贾参与科举，便足以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始终身在仕途之内，商贾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大。”
“重农抑商”乃是政治正确。
商贾不事生产，却可攫取巨额财富，通过财富影响政治……一旦商人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或可繁荣一时，但必将国破家亡。
商人逐利，他们眼中既无国家利益、更无家国情怀，一切以利益至上，将一切都标上价格，只要价格合适、利润足够，什么都可以出卖。
如果国家由这样一群人来主导，道德、诚信、仁义皆抛在一旁，言必称钱、行必逐利，必然导致人心浮躁、社会动荡，绝非长久之计。
或可因时势之故而强盛一时，但一个缺乏精神核心的国家、民族，一旦遭遇挫折，必将覆灭。
儒家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塑造精神核心这一点上，却是独断千古、傲视寰宇。
禄东赞喝了口酒，低头吃菜，沉默不言。
自己当年与赞普为了壮大吐蕃，制定了向大唐求亲的策略，威逼利诱大唐能够用工匠、医者以及各类书籍作为嫁妆，使得吐蕃一跃而成为当世强国，为此，君臣两人一度沾沾自喜，自诩伟大之战略。
如今看来，简直浅薄至极。
虽然求亲失败，得不到汉人千余年积攒之底蕴，可纵然成功，又有何用？
不过是让吐蕃强盛一时罢了。
没有核心的国家信仰、民族思想，终究不过是沙滩上的堡垒，平素看似威武雄壮，一旦潮水来袭，一触即溃，化作一盘散沙。
依仗高原之地利，偏安一隅而已。
本质上，与匈奴、突厥这等胡族并无不同。
而最为可怖之处，则在于若想与汉人争锋，便必须全盘汉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方有取胜之可能。
可汉人的同化能力太过于强大，一旦汉化，就意味着本族之根本彻底丢失。
纵然饮马长江、入主中原，终究成为汉人的一部分……
一切有何意义？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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