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展望
最后，各位嘉宾展望平台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张树沁认为，网络正外部性使得平台每一次发展都是颠覆性的，模式创新是以后发展的必由之路，后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链接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戴天逸认为创新和更充分的竞争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达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中国社科院付伟副研究员从社会学视角提出平台的出现有正向意义也有负向影响，平台做大之后要不忘初心，做出更具有人文关怀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阮神裕从法学视角指出了规则界限不清晰的问题，关于用户权力与平台界限的法律会随时间而不断完善发展；庄家炽提出互联网平台商业化模式的议题，本质上还是互联网模式大变革带来的不适应，包括心理落差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面临现实存在的商业化压力，未来可以寻找一个双方“互谅”、“互相关切”的模式，把握好发展节奏，“先脱敏，再发展”；窦东徽指出企业要创新而非内卷，政府要创新制度管理、科学引导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个体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不是情感漠视；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李国武总结认为公众对互联网平台一些商业化模式的挑剔性声音本身就是对改善平台生态的一种呼吁和促进，正是在平台与用户的不断互动中，促进平台商业模式的良性进化。(完)
金融监管如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如何切实发挥金融作用，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11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各地金融监管局负责人介绍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各地负责人重点提出落实“五大监管”，涵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以及持续监管。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国栋提到，北京监管局聚焦股东股权、关联交易等实质性风险加大检查稽查力度，穿透识别、精准打击各类隐匿性、交叉性、关联性风险，及时叫停、规范涉嫌借创新之名行套利之实的“伪创新”“擦边球”行为，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
在机构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强调三个“抓”。一是抓机构法人，重点关注总行总公司资本约束、顶层设计、考核机制、合规文化、三道防线、管控能力、科技支撑等方面；二是抓公司治理，重点关注党的建设、股东行为，防止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操纵；三是抓市场准入，防止产业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无序扩张，高管与从业人员“带病流动”以及各类“伪创新”由监管背书。
在强监管严监管的同时，也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促发展。地方金融机构扎根地方，在服务其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立足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更好发挥效能。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近海临江，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比重显着，全省正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覃刚介绍称，安徽监管局深耕“三农”服务，着力打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新模式。
一方面，对标安徽千亿斤粮仓战略，紧抓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开展金融支持种业振兴专项行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管合一”保险试点。另一方面，聚焦安徽重要产业布局，引导金融资源向“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产业链倾斜，联合开展“农业保险+一揽子金融产品”行动，推广畜禽活体贷、特色农险等适配金融产品。
宁波市民营经济发达，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孙世重介绍，在宁波全市138.63万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达96%。
对此，他表示，宁波监管局着力推进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构建“1+N”金融惠企政策体系，以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为核心，涵盖外贸、科技、小微等重点领域，通过监管评价、监测通报、走访督导和现场检查，推动辖内金融机构建立服务小微“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
四川则在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领域有着较大区位优势，是为数不多拥有全部41个工业门类的省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卫江提到，四川监管局引领金融机构着力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比如，针对科创企业特点，引导推出“天府科创贷”“科易融”“科融保”等40余项产品。同时，积极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联合实施川渝科技金融一体化发展行动，优化完善金融支持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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