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与堂叔的这次对话。每当看到村子里人们为了追逐物质而渐渐疏远彼此，我就会想起堂叔说的“有得必有失”。而对于那场梦中预言的瘟疫，我虽心存疑虑，但也不敢掉以轻心，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变化，期待着这只是一场虚惊，又暗自提醒自己，无论生活如何变迁，都不能忘记那些最质朴、最珍贵的东西。
晚上回到宝东住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愿意相信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难道是生活中的苦难和未知让他们急需一种精神寄托？但这种寄托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来宝东住，全靠我妹妹玉珍和妹夫纪万林帮忙。他俩搬来宝东后，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两个儿子也都出息，大学毕业后都当了教师，还先后结婚成家，各自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大外甥在当地工作，二外甥远在山东省。
妹夫纪万林在木器厂工作，手艺精湛，经他手打造的木器，件件都像是艺术品。玉珍持家也是一把好手，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回到宝东，找房子的事让我头大，玉珍知道后，拍着胸脯说：“二哥，你别操心了，找房子这事包在我身上。”没几天，她就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我，房子找到了，各方面都合适。
我搬进出租屋那天，玉珍和纪万林忙前忙后，帮我搬运行李、布置房间。纪万林一边搬着箱子，一边笑着说：“二哥，你住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有啥需要尽管开口。”玉珍在一旁附和道：“就是，缺啥少啥，你跟我们说，别客气。”我心里满是感动，连声道谢。
在宝东的日子，因为有玉珍和纪万林，过得格外舒心。他们家只要做了什么好菜，玉珍准会扯着嗓子喊：“二哥，过来吃饭！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我每次过去，纪万林都会倒上两杯酒，我们边喝边聊。有一回，纪万林问我：“二哥，在这儿住还习惯不？”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笑着说：“有你们在，我能不习惯嘛！这日子过得比我预想中好多了。”玉珍在一旁笑着说：“二哥，你别见外，以后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周末的时候，大外甥也会带着媳妇过来看望玉珍和纪万林。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孩子在屋里嬉笑玩耍，大人们则围坐在桌前谈天说地。外甥会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他的媳妇也会聊聊工作中的点滴。玉珍和纪万林听着，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我看着这温馨的场景，心里感慨万千。在宝东这个地方，因为有玉珍和纪万林，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日子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我想，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吧，无论走到哪里，它都是最坚实的依靠。
宝东的风，带着熟悉的味道，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我独自回到这片土地，心中藏着一个沉甸甸的目的——办理低保。工作人员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只有在宝东居住，才具备申请资格。
初来的傍晚时分，我拨通了妻子国春玲的电话。“春玲，我到宝东了。”电话那头，传来她关切的声音：“咋突然就过去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缺啥就跟我说。”
我顿了顿，说道：“我这次回来，是想办低保。咱得在宝东住，才有资格申请。”电话里一阵沉默，随后国春玲温柔地说：“行，你安心办，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别一个人扛着。我和儿子在哈尔滨这边都好，你别操心我们。”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有工作，生活也稳定了，我就想着不能一直拖累你们，我也得有自己的收入。”国春玲着急地说：“说啥呢，你是我丈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挂了电话，我独自走在宝东的街道上，思绪飘回到从前。曾经，我和春玲一起为生活奔波，日子虽苦，却也充满希望。后来，儿子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事业，春玲也在哈尔滨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我，却好像渐渐跟不上他们的步伐。
回到住处，我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周围略显破旧的环境，心中五味杂陈。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春玲发来的消息：“别忘了吃饭，照顾好自己。写作的事儿也别落下，你不是一直喜欢吗？”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眼眶微微湿润。
说起写作，那是我心底一直未曾熄灭的火焰。曾经，我在晨报的征文大赛中获奖，得到的奖金支付老弟为我垫付做核磁共振的钱。那笔钱，是我在困境中的一丝温暖，而写作，也成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宝东的日子，我一边为办理低保的手续四处奔波，一边重拾写作的笔。清晨，我会去菜市场，听着小贩们的叫卖声，感受着生活的烟火气；午后，我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构思着新的故事。
一天，春玲突然打来电话：“我和儿子过来看你啦！”我又惊又喜。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感动。春玲看着我略显疲惫的样子，心疼地说：“办低保的事儿别太着急，慢慢来。写作要是累了，就休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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