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浚老渠的工程启动了。
百姓们听说能引水浇地，都自发带着锄头扁担来了，连拄拐杖的老婆婆都要帮忙搬石头，脸上带着久违的希望。
我站在渠边，看着百姓们热火朝天地干活，心里暖暖的——可这暖意底下，却藏着几分不安。
渠边插着的告示上，用朱砂写着“洪武老渠，官民共浚”，可告示的角落，有人用指甲刻了行小字：“崇祯年间也曾疏浚，功成后渠水全入了乡绅私田。”
刚挖到李富贵家的地界，他就带着二十多个家丁来了，个个手持棍棒，气势汹汹。
他穿着锦袍，在田埂上叉着腰，脚下踩着的正是我让人立的“渠界碑”，碑上刻着“距李家坟茔五十丈”。
“魏东来！”他指着碑身，“我早就说过，这渠不能动！你们看，”他拨开草丛，露出几座被荒草掩盖的土坟，“这是我李家的祖坟，动了龙脉，你们担得起责任吗？”
说着，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地契，地契末尾盖着崇祯年间的县衙印，“瞧见没？崇祯十五年知县批的，这地契上写明了'渠西三十丈为李家祖茔地界'，你现在把渠划到五十丈，分明是篡改官文！”
我走上前，指着县志上的舆图：“李员外，洪武二十三年的公文写得清楚，此渠为公共灌溉之用，距你家祖坟尚有五十丈。你这地契……”
话没说完，他就抢过县志扔在地上，书页被风吹开，露出万历年间的水利图，图上用红笔圈着李家坟地，旁边注着“官渠需绕行”。
“公文？”李富贵冷笑一声，“这年头，公文能当饭吃？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动一锹土，就等着挨板子！”
他一挥手，家丁们便挥着棍棒往前凑，棍棒相撞发出刺耳的声音——那棍棒上还留着去年打交不上税百姓的血迹。
百姓们顿时慌了神，有人想跑，有人蹲在地上哭。
我挡在最前面，手心全是汗，却强装镇定。
腰间的玉佩硌得更疼了，我想起婉娘说过：“东来，你若怕事，便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你了。”
“住手！”我突然大喊一声，从袖中掏出火漆印的文书，“这是布政使司的批文，准许疏浚老渠。批文后附了洪武年间的原渠图，还有历任知县的勘界记录，”
我翻开记录册，里面夹着永乐、宣德、成化年间的勘界文书，每一份都写明“渠距李家坟茔五十丈”，唯独崇祯十五年的那份缺了页，“李员外，你那地契，怕是崇祯十五年那位收了你银子的知县，特意为你改的吧？”
李富贵没想到我真有历朝文书，脸色变了变，却依旧嘴硬：“就算是改的又如何？那也是官印盖了的！你敢说这百年来，就没有知县收过好处？”
他这话像根针，刺破了我心里的幻想——是啊，这百年来，有多少公文被篡改，多少规矩被破坏，才让他有恃无恐？
这时，王顺带着几个衙役跑来了，手里还拿着铁链。
铁链上刻着“万历刑具”，可我知道，这铁链从未锁过一个贪官，只锁过交不起租的百姓。
“李员外，”我盯着他的眼睛，“你是想现在跟我去县衙，按《大明律》治你'伪造地契，阻挠公务'，还是等我调兵来拿人？”
我故意把“调兵”二字说得响亮，其实洛城根本没有驻军，只有几个老弱衙役。
李富贵看看我，又看看手里拿着农具的百姓，百姓们虽然害怕，但眼中也有了一丝勇气，慢慢站起身，握紧了手中的锄头。
他终于狠狠地"呸"了一声：“魏东来，你给我等着！”
说完带着家丁走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百姓们爆发出一阵欢呼。
一个老汉举起锄头喊：“大人说得对！咱不能让恶霸欺负！”
渠水哗哗地往前流，映着百姓们兴奋的脸。
我蹲下身，捧起一捧浑浊的水，冰凉的感觉从指尖传到心里。
可水中倒映着我的脸，却显得格外沉重。
李富贵走时，丢下的那本地契还躺在地上，我捡起来，看见地契的夹层里，藏着张字条，上面写着：“崇祯十五年，知县张某某收李万财纹银五百两，改渠界三十丈。”
原来，这不是李富贵一个人的跋扈，是百年来层层叠叠的腐败，像渠底的淤泥，越积越厚。
疏浚这水渠容易，可疏浚这制度里的淤泥，谈何容易？
李富贵丢下的地契里，崇祯十五年知县张某某收银的字条还沾着泥渍。
我对着烛光细看，发现字条背面用指甲刻着“巡按御史收盐商三千两”——那字迹与县衙藏的万历刑具刻痕竟有几分相似。
三日后，王顺揣着半片碎银跑进来说：“大人，官道上有八抬大轿，轿夫鞋上沾的是省城贡院的朱砂土。”
我摩挲着案头的《荒政全书》，书页间夹着张崇祯年间的旧信——那是刘大人任扬州推官时，写给恩师的密信，痛陈“盐政之蠹，非杀头不能止”。
如今这信的背面，被人用朱笔圈了“妄议”二字，墨迹透纸，正好盖住“为民请命”四字。
我摸了摸案头未发的疏浚奏折，封蜡上的“魏”字，突然裂了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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