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晨雾还未散尽，供热站的铁门便被推开，一个身影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鞠大姐裹着藏青色棉袄，怀里抱着个铁皮保温桶，里头装着刚熬好的玉米碴子粥。
这是鞠大姐每天从家里烧的午饭，舍不得从食堂里花十元钱买着吃，已经成了鞠大姐的一种习惯，这也许是农村妇女的过家之道。
这对姑嫂在供热站做保洁已有五年之久。当初我接到村主任老吕的电话时，正对着排班表发愁。
供热站离村子不过五百米，烟囱冒出的白烟总在村头盘旋，村里的老少爷们常在茶余饭后议论这 “家门口的厂子”。
老吕在电话里笑得爽朗：“王站，咱村几个闲着的婶子想找点活干，你看能不能给安排俩？就当给老弟我个面子，往后村里有啥事，我保证招呼得动！”
我握着听筒沉吟片刻。他明白，这看似简单的请求背后，藏着维系厂村关系的微妙门道。供热站的临时工向来由村里介绍，设备检修要借村里的场地，就连运输煤炭的货车都得从村道上走。
得罪了村主任，往后怕是寸步难行。于是他爽快应下：“领导开口，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不过咱丑话说前头，活儿干不好，我可得照章办事。”
老吕哈哈一笑：“放心！谁要是偷懒，一个字 —— 撵！绝不护短！”
就这样，鞠大姐和贤大姐成了供热站的保洁员。起初两人每天各干半天，交接时总要在更衣室寒暄几句。
鞠大姐总是主动帮贤大姐整理歪斜的工牌，贤大姐则笑着说：“嫂子就是疼我，比我亲姐还上心。” 可笑容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
鞠大姐干活时像上了发条的闹钟，每天清晨七点准时到岗。她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各个区域的清洁重点：主控室的仪表盘要顺着纹路擦，防止静电吸附灰尘；
锅炉房的台阶容易藏污纳垢，得用小刷子一点点抠；就连洗手间的瓷砖缝，她都要用棉签仔细清理。两个小时下来，额角沁着汗珠，工装却依旧整整齐齐。
反观贤大姐，总踩着七点的铃声慢悠悠晃进来。她干活讲究 “效率”：两块抹布在手上翻飞，远远看去倒像是在耍花枪。
遇到有人路过，便扯着嗓子喊：“这活儿可真累人，腰都直不起来了！” 等脚步声走远，立刻倚着拖把杆刷起短视频。
主控室的技术员小张偷偷拍过她工作的样子 —— 贤大姐正对着镜子补口红，身后的窗台积着厚厚的灰，在阳光里飘成一片朦胧。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破了平静。鞠大姐的丈夫在送货途中遭遇意外，消息传来时，她正跪在地上擦锅炉房的地漏。
手机摔在油污里，屏幕上 “紧急联系人” 的字样刺得人眼睛生疼。当天下午，她红着眼眶找到我：“王站，能不能让我闺女先替几天班？等办完后事，我立马回来。”
深秋的雨裹着寒气，淅淅沥沥敲打在医院的玻璃上。
抢救室的红灯刺得人睁不开眼，鞠大姐蜷缩在走廊的长椅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仿佛这样就能把满心的恐惧和不安都攥碎。
她的头发乱糟糟地散在肩头，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耳边不断回响着医生那句 “尽力了”。
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医生摘下口罩，摇了摇头。鞠大姐感觉眼前一黑，双腿发软，险些栽倒在地。
周围人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她只记得自己扑到担架前，紧紧握住丈夫早已冰凉的手，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下来，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接下来的日子，鞠大姐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她整日把自己关在昏暗的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拒绝见任何人。
饭食摆在桌上，从热到凉，又从凉到馊，她却毫无知觉。女儿红着眼眶劝她吃点东西，她只是机械地摇头，泪水无声地滑落。
身体的虚弱也在一点点侵蚀着她。原本挺直的脊背变得佝偻，走路时摇摇晃晃，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
说话有气无力，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唧，往日里那个精神抖擞、说话爽朗的鞠大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悲痛击垮的柔弱妇人。
我得知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起鞠大姐在供热站工作时的认真负责，想起她总是把每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想起她面对同事时温暖的笑容。这样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却遭遇如此大的不幸。
周末的下午，我买了些营养品，来到鞠大姐家。院子里被彩钢瓦封闭里光线昏暗，走道里堆满了杂物。我敲了敲门，许久，门才缓缓打开一条缝，露出鞠大姐苍白憔悴的脸。
“大姐，是我，小王。” 我轻声说道。鞠大姐愣了一下，才缓缓打开门，又一言不发地走回房间，坐在床边，背对着我。
我把东西放在桌上，拉过一把椅子，在鞠大姐身边坐下。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只有窗外的风声时不时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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