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勖觉得走建安这条路不利，就杀了带路的将领冯斐，带兵返回。当初，何定曾经想给儿子向李勖家求婚，李勖没答应，于是何定就说李勖冤枉杀了冯斐，还擅自撤军回来，结果李勖和徐存都被杀了，家属也没能幸免，李勖的尸体还被焚烧。何定又让将领们各自献上供皇帝玩赏的狗，一只狗价值几十匹细绢，狗的缨带值一万钱，用这些狗去抓兔子供厨房用。吴国人都觉得这事儿的罪魁祸首是何定，可吴国皇帝却认为何定忠诚勤恳，还赐给他列侯的爵位。陆抗上疏说：“小人不懂道理，见识又短浅，就算让他们竭尽全力、尽忠守节，都不一定能胜任，更何况他们一直心怀奸邪，而且爱憎无常呢！”吴国皇帝不听他的。
六月戊午日，胡烈在万斛堆讨伐鲜卑的秃发树机能，战败被杀。都督雍州、凉州各项军事的扶风王司马亮派将军刘旗去救援，刘旗却在那儿观望，不敢前进。司马亮因此被贬为平西将军，刘旗按罪当斩。司马亮上奏说：“指挥调度的过错，是我造成的，请求饶刘旗一死。”晋武帝下诏说：“要是罪过不在刘旗，那肯定得有人承担。”于是就罢免了司马亮的官职。派尚书乐陵人石鉴代理安西将军，都督秦州各项军事，去讨伐秃发树机能。秃发树机能兵力强盛，石鉴让秦州刺史杜预出兵攻打。杜预认为敌人正乘胜追击，马匹肥壮，而官军粮草缺乏，应该集中力量大量运输粮草，等春天再去征讨。石鉴就上奏说杜预拖延时间，耽误军事行动，用囚车把杜预押到廷尉那儿治罪，杜预用财物赎罪才免了罪。后来石鉴去讨伐秃发树机能，最终也没能取胜。
秋天，七月乙巳日，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
丁未日，任命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州、凉州等州的各项军事，镇守关中。
冬天，十一月，立皇子司马柬为汝南王。
吴国皇帝的堂弟、前将军孙秀担任夏口督，吴国皇帝讨厌他，民间都传言孙秀要被收拾。正好吴国皇帝派何定带五千人到夏口打猎，孙秀害怕了，夜里带着妻子儿女和几百个亲兵来投奔晋国。十二月，晋国封孙秀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
这一年，吴国大赦天下。
当初，魏国把南匈奴的五个部落安置在并州的各个郡，和中原的百姓混居在一起。这些匈奴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是汉朝皇室的外孙，所以改姓刘。
【内核解读】
泰始五年至六年（公元269年至270年），是西晋王朝建立初期与东吴政权对峙的关键阶段。这两年间，西晋蓄力谋吴、整顿内政，东吴却深陷权臣乱政、决策失误的泥潭，南北双方的国力差距与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逐渐明晰，为西晋日后统一全国埋下了重要伏笔。
西晋：战略布局与内政调整的双重推进
西晋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明确的统一战略和务实的内政举措，为其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布局上，晋武帝司马炎将灭吴列为核心目标，精心部署边防力量。泰始五年二月，朝廷分雍、凉、梁州置秦州，以名将胡烈为刺史，强化对西北鲜卑部族的控制，解决伐吴的后顾之忧；同年二月，又任命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形成对东吴的三面威慑。尤其是羊祜在荆州的治理堪称典范——他推行怀柔政策，赢得江汉民心；开放边境信任，允许降者自由来去；削减戍卒开垦荒地，短短数年便将军队粮食储备从“无百日之粮”提升至“十年之积”。这种“以德服人”与“以力备敌”相结合的策略，不仅增强了西晋的军事实力，更在心理上瓦解着东吴的抵抗意志。
在内政方面，西晋着力化解三国遗留的民族与阶级矛盾。济阴太守文立提出的“量才叙用蜀汉名臣子孙”的建议被晋武帝采纳，朝廷不仅赦免诸葛亮之孙诸葛京、恢复其官职，还免除了蜀将傅佥家属的奴籍。这一系列举措打破了“敌友有别”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天下之善一也”的治国理念，既安抚了巴蜀地区的民心，也向天下展示了西晋政权的包容性，为统一战争争取到更多支持。晋武帝对程琼等隐贤的尊重、对文立“不党”品格的认可，也反映出初期西晋朝廷对人才的重视与清明的政治风气。
东吴：权臣乱政与决策失据的衰落轨迹
与西晋的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吴在这一时期深陷内部危机，政治腐败与决策失误不断加剧。
吴主孙皓的统治堪称东吴由衰转亡的关键推手。他重用奸佞何定——一个凭借“先帝旧人”身份上位的宦官，使其掌握粮食专卖等核心权力。何定专擅威福、敲诈勒索，甚至通过“上贡御犬”等荒诞方式敛财，一匹犬的价值竟达数十匹绢，缰绳更是标价一万钱。面对如此乱象，左丞相陆凯虽挺身而出，直言劝谏并列举何定的罪状，却遭到孙皓的猜忌与何定的报复。陆凯临终前推荐的姚信、楼玄、贺邵等贤臣未被重用，其家族反而在他死后被流放建安，这种“忠而被谤”的结局彻底寒了东吴士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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