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的高烧，来得毫无征兆。
下午还在河沟边用树枝抽打蒲公英，傍晚吃饭时，人就蔫了。奶奶摸了摸我的额头，那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掌一贴上来，我就感到一丝清凉。
“坏事了，烧得烫手。”奶奶皱眉，转身去柜子里翻找退烧药。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豫东农村，父母开春就去了广州打工，把我和两条看门狗、五只下蛋的母鸡一起留给了奶奶。
奶奶找来的是那种用蜡封口的小药瓶，她用筷子头小心翼翼捅开，把白色药粉倒在勺子里，兑水搅匀。
“军儿，张嘴。”
我勉强咽下那苦涩的药粉，浑身滚烫，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疼。窗外，暮色四合，远处的杨树林渐渐变成模糊的黑影。
奶奶给我裹上厚厚的棉被，说是发发汗就好。我昏昏沉沉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一阵剧烈的寒冷中醒来。明明是盛夏，我却冷得牙齿打颤。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很小，昏黄的光晕在墙壁上跳动，映出各种扭曲的影子。
奶奶没睡，就坐在炕沿边，手里拿着一把旧木梳，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我的头发。她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凝重。
“奶，我冷……”我带着哭腔说。
奶奶又给我加了一床被子，把我裹得像只蚕蛹。可那股冷意是从身体内部透出来的，压再多的被子也无济于事。
“军儿，跟奶奶说，白天去哪儿玩了？”奶奶的声音低哑。
“就、就在河沟边...”
“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没？”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烧得迷糊的脑子里闪过下午的一个画面：我在追一只蜻蜓，跑进了河沟旁的乱坟岗子，那里有许多荒废已久的土坟。其中一座新坟前，摆着一个颜色鲜艳的纸扎娃娃，那娃娃画着红脸蛋，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好玩，就捡了根树枝捅了捅它。
“坟...纸娃娃...”我断断续续地说。
奶奶的手顿住了，木梳停在半空。她俯下身，仔细看我的眼睛，然后猛地抽了口凉气。
“眼皮底下有青筋，印堂发黑，这是撞客了。”她喃喃自语，“普通发烧不是这个样子。”
所谓“撞客”，是村里的老话，指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奶奶起身，从厨房抓来一把小米，沿着炕沿撒了一圈，又在我枕头底下压了一把剪刀。
这些寻常的辟邪法子，今晚似乎都没用。我的体温越来越高，开始说胡话，一会儿说冷，一会儿说热，眼前仿佛有无数影子在晃动。
奶奶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又看了看窗外漆黑一片的夜色，像是下定了决心。
“不能再等了，得去找西庄的杨婆。”
杨婆是二十里外有名的神婆，据说能看邪病。但现在是半夜，去西庄要穿过一大片田野和树林。
奶奶利索地给我穿好衣服，用她那件宽大的粗布外套把我裹紧，然后蹲下身，将我背在她瘦削的背上。
“军儿，抱紧奶奶，咱这就走。”
我伏在奶奶背上，脑袋耷拉在她肩头。她推开堂屋的门，一股夏夜潮湿微凉的空气扑面而来。院子里的老黄狗抬起头，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摇尾巴跟上来，只是不安地原地转圈。
奶奶背着我，迈着小脚，坚定地走进了无边的黑暗中。
村里的路还好走些，偶尔有几声狗吠。但一出村，世界就彻底黑了。那晚没有月亮，连星星也稀稀拉拉，云层很厚，透不下什么光。土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蜿蜒向前，伸向未知的黑暗。
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风吹过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树影婆娑，像无数站立的人影。
奶奶走得不快，但很稳。她的呼吸逐渐沉重，我贴着她的后背，能感觉到她单薄的身体里传来的心跳，一下，又一下，坚定有力。
“军儿，怕不怕？”奶奶喘着气问。
“怕...”我把头埋得更深。
“别怕，有奶奶在。”她顿了顿，说，“咱唱个歌吧，就唱你娘教你的那个。”
奶奶轻声哼唱起来，跑调的歌声在旷野里飘荡，反而驱散了一些恐惧。
走了约莫三四里地，要经过一片乱坟岗，就是我白天去过的地方。晚上的乱坟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个个土包像沉默的怪兽，匍匐在黑暗中。偶尔有几点绿莹莹的光在飘动，奶奶说那是“鬼火”，其实是坟地里骨头里的磷燃了。
就在这时，奶奶的脚步突然顿了一下。
我也看见了，前方不远处的路边，好像蹲着一个人影，黑乎乎的，看不真切。
奶奶停下歌声，呼吸变得急促。她侧过身，尽量远离那边，加快了脚步。
我偷偷从奶奶肩膀处望过去。那黑影似乎动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了一双眼睛，没有任何神采，只是两个空洞的黑点。它没有起来追我们，就一直那么蹲着，面朝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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