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刻意强调了“突袭式”和“事前授权”。
这时，高育良适时地插话，：“沙书记、刘省长，各位同志，关于这一点，我需要说明一下。省检察院的这次大规模抓捕行动，事先并未向省政法委进行汇报。我也是在今天早上，才接到昌明同志送来的行动结果报告。可能省检察院的同志们最近工作强度太大，在工作程序上出现了一些疏忽。”
高育良这番话，看似在为检察院开脱，实则将程序不当、缺乏授权的问题彻底摆上了台面，并隐隐将矛头引向了沙瑞金，作为省委书记是否知情或授权。
赵达功没有理会高育良的解释，继续沿着自己的逻辑推进，问题更加直接：
“第二，我想进一步追问，省检察院反贪局手中掌握的证据，是否真的牢固到必须采取如此激烈、且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巨大震荡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可能对全省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为什么不能在事前，哪怕是小范围的，与省委班子的相关同志进行沟通？”
赵达功的目光扫过田国富，言辞愈发犀利：“是不信任我们这些班子成员吗？还是怕我们中间有人会走漏风声？如果在行动之前，能够提前召开一个通气会，相关的常委同志，是不是就可以与自己分管领域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负责人进行必要的沟通和安抚，提前稳定预期，避免如今这种投资商恐慌性暂缓投资、股市暴跌的局面出现？我们现在这样被动地应对，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田国富听到这里，忍不住在赵达功发言的间歇插话道：“达功省长！纪委和反贪局等部门办案，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如果事前沟通，万一消息泄露，导致关键人物外逃、证据被销毁，这个责任谁来负？我们也是为了确保办案效果！避免出现某些同志分管的领域，因为消息提前泄露而出现投资商外逃等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那才会真正影响同志们的信任！”
赵达功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他冷静地接过话头，目光直视田国富，语气平缓却带着巨大的杀伤力：“国富同志，你提到了消息泄露和外逃。据我所知，在丁义珍出逃事件发生之前，关于是否对丁义珍采取强制措施，李达康同志是参与了相关会议的。按照你的逻辑，你这样说，是想暗示丁义珍的成功出逃，与当时参与了会议的达康同志，存在某种关联或者嫌疑吗？”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田国富瞬间哑火，脸色涨得通红，却一时不知如何反驳。这顶帽子实在太重！
李达康更是猛地抬起头，脸色铁青说道：“沙书记！我以我的党性原则和我李达康的政治生命保证！我绝对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丁义珍的出逃，与我李达康没有任何关系！达功同志，请你注意言辞！”
赵达功面对李达康的怒斥，神色依旧平静，他微微抬手，示意自己并非针对个人：“达康同志，请不要激动。我仅仅是基于国富同志提出的‘预防消息泄露’的逻辑，进行一个反向推论。我绝对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的重点在于，强调‘事前沟通’与‘消息泄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惧怕极小概率的泄密风险，就放弃必要的程序正义和对大局的统筹考量。”
赵达功巧妙地化解了直接冲突，将话题重新拉回主线，但经过这番交锋，他之前提出的“事前为何不沟通”的质问，显得更加有力。
“第三，也是我最担心的一点。”赵达功的声音依旧沉稳，但言辞中的分量却层层加码，“我再次重申，我本人，以及省政府班子，绝不反对反腐！我们反对的，是这种不顾后果、方式鲁莽的反腐！”
赵达功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沙瑞金，语气沉重：“沙书记，汉东省今天的经济发展局面，是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班子，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努力奋斗出来的结果！这其中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如果因为工作方式不当，影响了汉东的经济发展，我们这一届省委班子怎么向中央交代？怎么向汉东省八千万人民交代？”
他连续抛出更加具体和严峻的问题：“经济的动荡，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投资数据和GDP增速！它直接影响的是就业！是老百姓的收入！是社会的稳定！现在，已经有多家关联企业的股价暴跌，后续引发的连锁反应会有多严重？未来汉东省的经济形象该如何修复？投资商的信心该如何挽回？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范，‘汉东模式’的招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维持，怎么擦亮！”
赵达功的发言结束了。他没有拍桌子，没有提高声调，自始至终保持着冷静的姿态，但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昨夜反贪局行动方式的鲁莽与潜在的巨大风险。他从程序正义、到经济后果、再到政治责任，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将一场关于“方式方法”的争论，提升到了关乎汉东发展命运和历史责任的高度。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连之前慷慨陈词的田国富和李达康，此刻也陷入了沉思。
赵达功这番冷静而激烈的质询，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赵达功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汉东的未来，或许真的会因为这“正义的狂风”而偏离航向。
所有人的目光，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再次聚焦到沙瑞金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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