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旦做出，时间便像指间沙漏里的沙子，流逝得飞快，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沉重。城外的官军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喘息之机，斥候回报，童贯的大军正在做最后的攻城准备，新的、更加高大的箭楼和攻城塔正在被推向阵前，士兵们饱餐战饭，刀剑出鞘的摩擦声即使在城内也仿佛隐约可闻。下一次雷霆万钧的打击，随时可能降临。
县衙废墟的角落里，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林默涵伏在一块还算平整的石板上，就着窗外惨白的天光，用一支秃了毛的笔，蘸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早已干涸又被水化开的劣质墨块，一字一句地写着。他的手很稳，但笔尖却不时因为过于用力而颤抖，在粗糙的纸面上留下一个个突兀的墨点。
他在写两份文书。一份是《告青溪军民书》，另一份是呈给童贯的《乞降疏》。
告军民书的措辞极其艰难。他不能透露撤离计划，只能将投降的决定归因于“不忍见全城玉石俱焚”，“为保数万生灵免遭屠戮”，将所有的罪责和“决策失误”揽到自己身上，声称是自己“无能”，导致神器未成，外援不至，粮尽援绝，唯有投降一途可保众人性命。他恳请军民理解，放弃抵抗，服从接管，并承诺会“以身为质”，向童贯乞求“宽宥”，不追究从逆之罪。文字悲怆，充满了无力与自责，试图为接下来的投降行为提供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能减少抵抗情绪的解释。
而那份《乞降疏》，则更是字字屈辱，句句锥心。他以“待罪之身方腊”自称，承认“抗拒天兵，罪在不赦”，但将起兵缘由归于“官府逼迫，民不聊生”，并强调自己及核心党羽愿“束身归罪”，只求童贯“上体天心，下悯黎庶”，在接收城池后，“勿杀降卒，勿掠百姓，妥善安置伤病饥民”。他在文中隐隐点出，若童贯答应这些条件，他们愿意“交出所有匪首”，暗示他们不会抵抗到底，但也以此作为交换，为留下的人争取一丝生机。
写完最后一个字，林默涵仿佛虚脱般放下笔，久久凝视着那两张墨迹未干的纸。他知道，这两份文书，无论哪一份流传出去，他“方腊”这个名字，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一个笑话，一个失败者临死前软弱无力的哀鸣。但他别无选择。这是他能为这座城，为这些追随他、信任他，或者仅仅是因为没有选择而困在这里的人们，所做的最后一点事了。
顾晓婷的行动则像一台精密而冷酷的机器。秘密通道的出入口被再次检查和加固，通道内清理了障碍，准备了应急的火把和少量干粮饮水。撤离人员的名单在她心中反复权衡，最终确定下来：林默涵、她自己、苏羽、顾小兰（以及美乐），这是核心。柳青妍……经过痛苦的商议，柳青妍最终决定留下。她的理由很直接：她是守城主将，如果突然消失，投降命令将毫无威信，甚至可能引发守军最后的哗变和疯狂，导致投降失败，屠城惨剧。她必须留下，主持投降，稳定局面，直到最后一刻。这无疑是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投降的将领往往没有好下场，但柳青妍的眼神异常坚定，那是将军对自己士兵和职责的最后担当。
除了核心五人（加一猫），顾晓婷还挑选了八名“清风”中最精锐、最忠诚、且无甚牵挂的成员，以及四名柳青妍亲自指派的、同样可靠且家眷已亡或不在城中的老兵，组成总计十八人的撤离小队。人数不能再多，否则目标太大，也难以通过狭窄的通道。
物资方面，极其匮乏。每人只能携带少量最轻便耐储存的干粮（炒米、肉干碎末）、一个水囊、一把短刃或匕首，以及必要的火种和药品（主要是顾小兰准备的简单伤药和解毒剂）。苏羽坚持带上他那本烧得残缺不全的笔记和几件最重要的实验器具碎片，用油布包好，贴身携带。顾晓婷检查了每个人的装备，确保没有任何可能暴露身份或拖慢速度的多余物品。
柳青妍则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几个时辰里，履行着她最后的职责。她将还能召集起来的、尚有行动能力的军官集中起来，最后一次训话。她没有透露林默涵等人要撤离，只是以异常沉重的语气，宣布了圣公“为保全城生灵”决定“议降”的消息。军官们一片哗然，有人愤怒，有人悲泣，更多的人是茫然和麻木。柳青妍强忍着心中的剧痛，厉声弹压了反对的声音，严令各部约束士兵，不得擅自出击，不得破坏城防，等待最后的命令。她将自己的佩剑解下，交给最信任的一名副将，授权他在自己……无法履行职责时，全权负责投降事宜。她的每一个命令，都像在切割自己的血肉，但她必须完成。
顾小兰抱着美乐，默默地收拾着一个小得可怜的包袱。她把最后一点糖果塞进去，又把几株晒干的、可能有用的草药小心包好。她不时看向窗外，看着那些在废墟间蹒跚走动、或坐以待毙的熟悉面孔，眼泪无声地流淌。美乐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悲伤，用脑袋轻轻蹭着她，发出细微的呜咽。她知道，这一走，很可能就是永别，告别这座她付出了无数心血救治伤员的城市，告别那些她认识或不认识、却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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