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着那封刚开了个头的“求职信”与一股近乎悲壮的孤勇，林霄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重新踏入现实。一股混合着泥土与腐朽草木的气息扑面而来，提醒着他所处的时空与境遇。饥饿，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他的胃囊；贫困，如影随形，渗入这间茅屋的每一寸缝隙，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那斥“巨资”购得的三文钱劣质纸张，被他反复数过，确凿无疑，一共十张。它们粗糙、厚薄不均，边缘甚至带着未斫平的粗纤维，手指抚过，竟有几分刮擦感，仿佛握着的不是书写载体，而是一捧粗粝的沙土。那点墨粉更是可怜，盛在破陶碗底，仅能覆盖碗底薄薄一层，且色泽灰暗，杂质颇多。至于那支秃头毛笔，笔锋开叉，硬涩不堪，写不了几个字便需重新蘸墨，极大拖慢了书写进度，更时时考验着他本已紧绷的神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人诚不我欺。可我这‘器’差到如此地步，还没见到朱元璋，施展什么经天纬地之才，倒先被这纸笔墨把自己给磨没了……真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憋屈至极！”
然而，比书写工具更迫在眉睫的，是生存。家中米缸早已见底，最后那点糙米，即便他每日只煮一顿清可见影的稀粥，算计着下咽，最多也只能再支撑三天。腹中的空鸣与阵阵袭来的虚弱感，无情地打断他对宏图大业的构思。理想固然光辉万丈，但胃囊的抗议却更为直接和凶猛。他不得不再次放下那关乎未来命运的奏疏构思，将全部精力投身于更为原始和紧迫的觅食大业之中。
砍柴？体力消耗巨大，换来的铜钱却寥寥，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思前想后，他只得再次将目光投向屋后那条蜿蜒流淌的小河。这一次，他发了狠，不再满足于徒手摸碰运气。他翻找出再也无法蔽体的破旧衣衫，又折来韧性尚可的树枝，耗费整整半日光阴，手指被划破数处，终于勉强绑扎成一张简陋不堪、孔隙粗大的拦网。虽知其效果聊胜于无，但总算是个工具。他几乎是匍匐在潮湿的河岸边，睁大酸涩的双眼，屏息凝神，搜寻着水下任何一丝可能的动静。冰凉的河水浸湿了他的衣袖，阳光晒得他头皮发烫，时间在等待中缓慢流逝，希望与绝望交织。
不知是穿越者那点微末的气运终于起了作用，还是河中的鱼虾看他实在可怜，在他几乎要放弃之时，竟真让他网到了两条巴掌大小、挣扎有力的鲫鱼，外加几只活蹦乱跳的青虾。
“苍天啊！大地啊！各路神仙菩萨！终于开眼了！是肉！是蛋白质！是优质的蛋白质！”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瞬间冲垮了连日来的阴霾。他几乎是热泪盈眶，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珍贵的收获，如同捧着绝世珍宝，脚步虚浮却又异常坚定地奔回茅屋。
也顾不上什么精细的烹调方法，他以最快速度将鱼虾清理干净，尽管手法笨拙，腥气弥漫。随即，便将这难得的美味与最后那点糙米一同投入陶釜中，加水熬煮。很快，一锅腥气与米香奇异混合的鱼粥便成了。那味道或许称不上鲜美，甚至有些刺鼻，但在此时的林霄看来，这无疑是世间最极致的美味。他仔细地、近乎虔诚地喝完了每一口，连细小的鱼刺都嚼碎咽下。一股久违的暖意自胃部升腾，扩散至四肢百骸，虽不足以彻底填饱肚子，却极大补充了体力，更重要的是，暂时驱散了那如附骨之疽的饥饿恐慌。
生存危机暂缓，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再度全心投入奏疏的撰写大业。茅屋低矮，窗户狭小，室内光线昏暗，他只能抓紧白天的每寸光阴。没有书桌，他便将那张吱呀作响的木床充作案台，伏在上面书写；没有椅子，或蹲或跪，时间一长，腿脚酸麻不堪。墨粉不足，便拼命兑水，调出的墨汁淡如烟霞，字迹时常模糊难辨，需极力分辨方能认出。
“这要是千百年后被后世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估计得定名为‘洪武朝贫困秀才生活实证’或‘疑似明代底层知识分子墨书残迹’……太心酸了，简直是行为艺术式的着书立说。”
然而，外在条件的艰苦尚可克服，内容构思上的挑战才真正堪称艰巨。他需从记忆深处反复打捞、筛选关于明初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洪武八年前后的重大事件、政策走向以及官场生态。空印案无疑是最核心、最有力的切入点，但他深知，绝不能就案论案，必须由此引申，触及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吏治痼疾，方能显出自己的见识与价值。
他努力回想朱元璋的施政风格与心理特征：这位布衣天子对官僚系统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可说是憎恶；他鼓励百姓直接监督官员（如允许民众绑缚贪官上京），试图以民制官；因其亲身经历过元末民变与民生疾苦，故而对百姓生计格外关注，尽管其手段往往严酷暴烈。基于此，奏疏的基调必须鲜明：牢牢站在“小民”立场，代民发声，慷慨激昂地控诉“贪官污吏”与“豪强劣绅”的罪恶，同时巧妙地将朱元璋捧得极高，将其与这些问题切割开来，将一切弊政的根源归结于“陛下圣明，奈何受小人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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