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舰日期的临近，四位管带都开始了紧张的接舰准备工作。
邓世昌亲自监督每一项设备的测试，从主炮的旋转到锚机的运转，他都要一一过问。有一次，他发现一个蒸汽阀门的密封不严，坚持要求英方更换，尽管对方认为这只是个小问题。
在海上，没有小问题。邓世昌严肃地说，每一个疏忽都可能葬送整艘舰船。
林永升更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军舰的每一个环节。他跟着德国工程师爬进狭窄的锅炉舱，钻进黑暗的弹药库，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测试装甲时，他亲自监督实弹射击试验，看着炮弹在装甲板上弹开，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军舰，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万无一失。
1887年秋天，4艘军舰终于准备启航回国。在英国的送别仪式上，邓世昌站在致远的舰桥上，望着泰晤士河两岸的景色，心中百感交集。
这一年多的学习让他脱胎换骨，他不仅学会了如何驾驭这艘现代化的军舰，更明白了什么是现代海军的灵魂。 起锚！他发出指令，声音坚定而有力。
与此同时，在德国的港口，林永升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经远舰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的水兵们整齐列队。林永升看着渐渐远去的德国海岸，暗自发誓一定要让这支东方海军焕发新的生机。
两国的军舰在大西洋上会合，组成编队向东航行。
4艘新锐战舰在浩渺的大西洋上破浪前行，留下四道洁白的航迹。这不仅是军舰的归国之旅，更是一座流动的海上学堂。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致远舰的甲板上，邓世昌已经站在舰桥，手持怀表计算着航速。他注意到经远舰在相同动力下显得更为稳健，而致远舰则在顺风时展现出速度优势。发信号，他对信号兵说，邀请林管带今日午后前来交流。
午后，林永升乘着小艇登上致远舰。两位管带在军官舱内摊开图纸，邓世昌指着致远舰的轮机设计图说：英舰锅炉升温快，但耗煤量较大；德舰锅炉效率更高，但启动缓慢。若在战时，这快慢之间，可能就是胜败关键。
不错，林永升点头，所以我建议，返航后我们应当制定联合操练章程，让各舰取长补短。
在接下来的航程中，这样的交流成了常态。叶祖珪在靖远舰上组织了一场战术推演，四位管带围绕着一张海图各抒己见。
若遇敌舰，叶祖珪用推杆指着海图，我建议由经远、来远两舰正面迎敌，致远、靖远凭借速度迂回包抄。
邓世昌补充道：但要注意火炮射程的差异。我舰主炮射程较远，应在接敌初期率先开火。
邱宝仁则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各舰的弹药规格不尽相同，战时补给需提前规划。
这些讨论常常持续到深夜。烛光在舷窗外海浪的映衬下摇曳，四位年轻军官的脸上写满了认真与热忱。
航行至印度洋时，他们遇到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雨。漆黑的夜空中电闪雷鸣，巨浪如山般压向舰船。邓世昌下令致远舰调整航向，以舰首迎浪；与此同时，林永升在经远舰上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保持低速，依靠舰体重量稳住船身。
风雨稍歇，邓世昌立即通过信号旗询问各舰情况。当他得知经远舰在风浪中受损最小时，不禁对身旁的大副感叹：德舰的稳定性，确实值得借鉴。
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时，四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晨雾中，致远、靖远两舰扮演突击分队，以高速穿插；经远、来远则组成主力战线，以密集火力阻击。炮术演练时，各舰依次对预定的浮靶进行射击。邓世昌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德制舰炮的命中率稍高，但英舰的射速明显更快。
这说明，他在当晚的总结会上说，速度和精度需要兼顾。我建议返航后，各舰炮手进行交叉训练。
漫长的航程也是学习的机会。邱宝仁组织轮机官们互相参观各自的机舱，比较两种设计方案的优劣；叶祖珪则带领航海官研究不同海域的水文特点，绘制更精确的航线。
每当夜幕降临，四位管带的舱房总是亮着灯。邓世昌在整理他的《西行札记》，将沿途所见所思系统记录；林永升在起草《舰艇维护规程》，借鉴德国船厂的管理经验；叶祖珪在修订《海军操典》，融入英国海军的战术思想；邱宝仁则在编写《轮机管理要则》，总结两种动力系统的特点。
航程第三个月的一个傍晚，当中国的海岸线终于出现在远方时，四艘军舰不约而同地降下半帆，以最庄重的姿态向着祖国的方向行进。
邓世昌通过望远镜望着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对身旁的叶祖珪说：这一路上，我们不仅熟悉了新舰，更找到了建设海军的方向。
是啊，叶祖珪感慨道，我们带回来的不仅是四艘军舰，更是振兴海防的希望。
在最后一段航程中，四位管带联名起草了一份《海军建设建言书》，提出了包括统一训练标准、改进后勤保障、建立军官轮训制度等十二项建议。这份在航行中诞生的文件，后来成为北洋水师改革的重要蓝本。
夕阳西下，四艘军舰排成单纵队形，龙旗在桅顶迎风招展。舰首劈开金色的波浪，舰尾拖着长长的航迹，像一支巨大的笔，在蔚蓝的海面上书写着一个古老民族向海图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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