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吏司连破大案，先斩贪官，再挫阉党气焰，后惩不法宗室，其锋芒所向，几乎无坚不摧。朝野内外，无论文武，见其旗号无不凛然。然而，在这看似肃清寰宇的势头下，一个更为特殊、更为敏感的目标，逐渐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世居山东曲阜，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衍圣公府。
孔家，作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嫡系后裔，历经千年王朝更迭而不倒，享有历朝皇帝敕封的爵位和特权，不仅是文化道统的象征，更在地方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其影响力渗透山东官场，名下田产庄园无数，依附的佃户、仆役、家丁数以万计，俨然国中之国。以往，莫说地方官，便是朝廷钦差，到了曲阜也要对衍圣公府礼敬三分。
然而，随着清吏司调查的深入，尤其是在清理山东藩司积弊和追查龙渊谷抚恤银案后续时，一些线索，如同溪流汇入江河，隐隐指向了这座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府邸。
这一日，清吏司衙署内，烛火通明。陈子廷与朱统鑍对坐，面前摊开的卷宗，并非直接弹劾孔家，而是几桩看似独立的案件：兖州府数名书生联名控告孔府家人强夺他们祖传的祭田；登莱水师一名因贪墨被查的军官，在狱中含糊供出曾向孔府在登州的管事“孝敬”，以换取其海贸船只的便利；更有几名从曲阜逃出的“钦拨佃户”（世代依附孔府的农奴），冒死向清吏司投状，泣诉孔府田租苛重、私设刑堂、草菅人命……
这些线索零零散散，却都隐约勾勒出一个超越法度、恣意妄为的庞然大物的阴影。
朱统鑍眉头紧锁，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陈大人，此事……牵涉太大。孔府非同一般宗室，乃天下文脉所系，士林清议所望。若无铁证，贸然触动，恐引火烧身，清吏司此前所有努力，或将毁于一旦。” 即便他是宗室，面对孔府这尊千年偶像，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陈子廷面容依旧冷峻，但眼神深处也透着一丝凝重：“朱大人所言极是。孔圣之后，确应礼敬。然，”他话锋一转，拿起一份关于“钦拨佃户”被逼家破人亡的状纸，“若其门下倚仗圣裔光环，行此等恶霸之举，玷污先师清名，败坏朝廷法度，我等既食君禄，掌刑宪，岂能因虚名而罔顾实恶？清吏司设立之初，陛下便明言，‘无论涉及何人何衙，皆可立案调查’。孔府，亦在大明疆域之内，亦需遵守《大明律》。”
“只是，取证艰难。”朱统鑍叹道，“曲阜铁板一块，地方官唯孔府马首是瞻，我们的人很难深入。”
“正因其难，才更需谨慎，也更显必要。”陈子廷沉声道，“此事，需双管齐下。明面上，我以清查山东通省吏治、复核田亩为由，请旨前往山东坐镇，吸引注意。暗地里，”他看向朱统鑍，“需劳烦朱大人，借宗室身份，以游学或拜访圣裔为名，亲赴曲阜。大人身份超然，孔府不至过于防备，或可觅得良机，接触核心人物，获取关键证据。”
朱统鑍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为国除垢，何分明暗？本官义不容辞！”
计议已定，陈子廷立刻上奏，请求巡查山东吏治、清丈田亩（此举亦是为了摸清孔府实际占田情况）。朱由校深知此事重大，在征询了沈惊鸿的密奏意见（沈惊鸿回信仅四字：“实事求是，依法而行”）后，予以批准。
很快，陈子廷率领大批清吏司属员及户部、刑部借调官员，浩浩荡荡前往山东，驻扎济南。他雷厉风行，开始审核山东各府县账目，提审在押犯官，摆出了一副全面整顿山东政务的架势。此举果然吸引了山东官场和孔府的绝大部分注意力。
而与此同时，朱统鑍则轻车简从，仅带数名精干属下，以“仰慕圣学，拜谒孔林”的名义，悄然抵达曲阜。衍圣公孔胤植（以历史上同期人物为原型）对其到来，虽保持礼节性的接待，但骨子里透着疏离与警惕。朱统鑍也不急，每日里只是游览孔庙孔林，与府中一些不得志的旁支子弟或清客交谈，偶尔向孔胤植请教些经义，绝口不提政务。
然而，在暗地里，朱统鑍的属下们却利用其宗室身份带来的便利，避开孔府核心势力的眼线，秘密接触那些递送诉状的苦主，尤其是那几个逃出的“钦拨佃户”，详细记录他们的血泪控诉，并设法拿到了部分被强占田地的原始地契副本。更有一名机警的属下，买通了孔府一个不得志的外院管事，获取了孔府部分田庄近年来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以及利用漕运和登州港口进行牟利的内部账册线索。
随着调查的深入，孔府光环下的阴影越发清晰：除了常见的兼并土地、役使佃户，他们还利用免税特权，包揽诉讼，甚至暗中参与沿海走私，其触角延伸之广，势力盘踞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就在朱统鑍逐渐接近核心证据时，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孔府的警觉。一天夜里，其驻地竟遭黑衣人潜入，试图盗取或销毁他已收集的部分证据，幸得护卫警觉，双方发生短暂搏斗，贼人未能得手，仓皇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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