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啦！救命啊！”周建梅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尖利沙哑，她赤着脚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狂奔，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可她丝毫不敢停下。鲜血顺着她的裤脚滴落下来，那是刚才挣扎时被匕首划破的伤口。
两个歹徒见状，立刻放弃了康建伟，提刀追了出来。康建伟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被矮个子回头补了几刀，鲜血从他的胸口汩汩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他望着妻子奔跑的方向，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亮渐渐熄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白色面包车正好从村口驶过，刺眼的车灯照亮了惊慌失措的周建梅和紧追不舍的歹徒。司机似乎察觉到了异常，放慢了车速，还按了几声喇叭。歹徒见状，知道再追下去可能会被人发现，对视一眼后，迅速分两个方向逃窜，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
周建梅瘫坐在地上，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浑身止不住地颤抖。邻居们听到呼救声，纷纷打开门跑了出来。当邻居曹某第一个冲进康建伟家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东屋里，魏国英趴在地上，背后的棉袄被血浸透；西屋里，康建伟躺在血泊中，胸口还在微微起伏，但已经说不出话来。曹某的手抖得厉害，好不容易才摸出腰间的“大哥大”，哆哆嗦嗦地按下了110。
晚上7点46分，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的电话响起。十分钟后，局长、政委、副局长带着技术侦查人员和刑侦干警，呼啸着赶到了七里河村。警戒线迅速拉起，将围观的村民挡在外面。法医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勘察现场，闪光灯在黑暗中一次次亮起，照亮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经过初步勘察，康建伟的胸部和腹部共被捅刺19刀，每一刀都深可见骨；魏国英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刀，手上还有明显的抵抗伤。两人都是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现场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康建伟放在桌上的诺基亚手机还亮着屏保，钱包里的几百块钱也完好无损。歹徒遗留下的，只有一卷用了一半的透明胶带，和一盒拆开的金芒果香烟，烟盒里还剩三支烟。
周建梅在邻居的搀扶下，断断续续地向民警描述着歹徒的模样：“两个男的，一个高一个矮……高的三十多岁，穿深色西装，长脸……矮的二十多岁，圆脸，也拿着刀……他们一句话都没说，上来就打……前后也就六七分钟……”她的声音哽咽着，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撕扯伤口，“他们不像村里的人，看着像城里人……”
晚上9点10分，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以及刑侦支队的领导也赶到了现场。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言不发，下手狠毒，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抢劫杀人。”局长掐灭烟头，眉头紧锁，“情杀？仇杀？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案情扑朔迷离，像一团乱麻。一个以管城分局局长为组长，政委、副局长为副组长的专案组迅速成立。3月22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专案组的5个行动小组、27名民警就进驻了七里河村，他们带着黑眼圈，眼神却异常坚定——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接下来的两天里，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村里的每条小巷、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他们询问了400多位村民，记录了厚厚一摞口供。从村民的讲述中，一个大致的康建伟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今年32岁，为人老实本分，和妻子周建梅感情很好，夫妻俩刚添了女儿，小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他没什么存款，也没和人结过什么大的经济纠纷。
就在调查似乎陷入僵局时，几个细节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有村民反映，1999年1月29号晚上11点多，康建伟在自家门口被三个年轻人打伤过，他自己也说不认识那几个人，更不知道为什么被打。还有人提到，康建伟、康岭山（另一位村民）、李学军等人，最近经常一起跑到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村委会干部承包市场不合理、存在贪污腐败等问题。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村里的选举。1999年1月8号，七里河村进行第二次村委会选举，康建伟和康岭山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选举过程中，康建伟和原村委会委员康刘顺发生了激烈冲突，康建伟的哥哥康建强一时冲动，把康刘顺给打伤了，那次选举最终也因此失败。
“情杀的可能性不大，康建伟夫妻关系和睦，没听说过有作风问题。”专案组组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图财害命也不像，现场没丢东西，手机钱包都在。那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报复杀人！”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这起案子，很可能和村里的选举、和他们反映的那些问题有关！”
排查范围迅速扩大，七里河村村委会的司机康中锋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个29岁的年轻人也是七里河村人，却有着不光彩的过去：1990年因抢劫罪被管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95年5月减刑释放；1998年又因盗窃罪被判了六个月。更可疑的是，案发前一天，也就是3月20号，康中锋还在郑州市的一家宾馆里，和货运部的康某发生争执，把人打伤后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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