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动的母亲也激动得浑身微微发抖,放下手里的火柴盒,用袖子擦拭着不知不觉流下的眼泪,声音哽咽:“动儿……这……这得花多少钱啊……咱们家……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啊……娘这心里……不踏实啊……”
“娘!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林动语气豪迈,带着一种当家做主的笃定和担当,“钱的事,您不用操心!您儿子现在有能力了!
这些年我在部队,也攒了些积蓄,转业费也不少,足够应付!等新房子盖起来,雪儿的工作我也给她落实了,就安排到厂办或者保卫处内勤,
当个文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作轻松又体面!咱们家的好日子,这才刚开头呢!往后啊,只会越来越好!”
接下来的五天,对于四合院里的某些人来说,简直比五年还难熬。
日子一天天过去,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抑和恐惧。
保卫处后院那几间专门用来关押“刺头”和“小偷小摸”的小黑屋,成了易中海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炼狱。
周雄得了林动的“尚方宝剑”,下手那叫一个“稳、准、狠”。
第一天,易中海被扔进那间窗户玻璃碎了大半、用破木板钉着的屋子。
深冬的寒风像刀子一样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他浑身哆嗦。
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散发着霉味的稻草,上面扔了条又硬又潮、补丁摞补丁的破褥子。
晚上,易中海冻得缩成一团,伤口(被林动打的)在阴冷的环境下隐隐作痛,开始发炎。
他喊冷,看守的保卫员隔着门板不耐烦地嚷嚷:“喊什么喊!厂里经费紧张,没厚被子!忍着!”
第二天,易中海开始发低烧,嘴唇干裂,浑身酸痛。
送来的饭菜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半个拉嗓子的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
他哀求给点热水,保卫员嗤笑一声:“当你是来享福的?凉水有的是,爱喝不喝!”
第三天,高烧起来了,易中海意识都有些模糊,伤口红肿化脓,疼得他整夜呻吟。
周雄“恰好”来巡视,隔着门缝看了一眼,对看守“叮嘱”:“注意点,别真弄死了。林处说了,要让他‘印象深刻’。”
转头,周雄却暗中让人把其他房间备用的、稍厚实点的被褥都“调走”了,美其名曰“统一管理,防止浪费”。
第四天,易中海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蜷缩在角落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嘴里念叨着“冷……饿……饶了我吧……”。
同被关押的车间主任和他侄子,虽然也受罪,但比起易中海,简直算是“优待”了,至少还能分到点咸菜疙瘩。
他们看着易中海的惨状,心里又怕又庆幸,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
第五天一大早,周雄带着人打开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易中海躺在稻草上,气息微弱,脸色蜡黄,伤口溃烂流脓,眼看就要不行了。
周雄皱了皱眉,对手下挥挥手:“差不多了,抬出去吧,送厂医务室……不,直接送街道卫生所,别死咱们这儿,晦气!”
两个保卫员捂着鼻子,像拖死狗一样把奄奄一息的易中海拖出小黑屋,扔上一辆平板车。
易中海在被抬出保卫处大门的那一刻,浑浊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解脱,嘴唇翕动,只剩下微不可闻的两个字:“送……医……”
相比之下,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傻柱,虽然伤口疼、天天打针受罪,但好歹有医生护士看着,有热饭吃,有暖和的被子盖。
他算是彻底学乖了(或者说吓破了胆),医生说他可以出院观察了,他死活不肯,抱着被子嚷嚷:“不行!我还没好利索呢!万一回去又发烧怎么办?我得再住几天!观察观察!”
他是真怕了!怕回那个四合院,怕再撞见林动那个活阎王!医院再难受,也比回去送命强!
而最焦头烂额的,莫过于后院那位自诩“老祖宗”的聋老太太。
这五天,她为了傻柱的医药费、为了打听易中海的消息、为了维持自己那点摇摇欲坠的威信,几乎跑断了腿。
她去找刘海中,刘海中躲着不见;去找阎埠贵,阎埠贵跟她打哈哈;
以前那些围着她转、巴结她的人,现在见了她都像见了瘟神,要么借口忙,要么直接绕道走!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大势已去!
每天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在院里、在街道上奔波,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闭门羹和白眼,老脸都快丢尽了!
反观林动,这五天过得那叫一个规律从容。
每天早上准时骑自行车去轧钢厂上班,在保卫处副处长办公室里听周雄汇报“工作进展”(主要是易中海的惨状),布置下一步任务;
下午到点下班,偶尔去护城河边“钓钓鱼”(思考人生),或者去供销社买点肉菜改善伙食。
他就像个冷静的棋手,隔着楚河汉界,冷眼看着对手阵营里的车马炮相继倒下,兵卒溃散,嘴角始终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冰冷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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