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动的母亲也激动得浑身微微发抖，放下手里的火柴盒，用袖子擦拭着不知不觉流下的眼泪，声音哽咽：“动儿……这……这得花多少钱啊……咱们家……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啊……娘这心里……不踏实啊……”
“娘！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林动语气豪迈，带着一种当家做主的笃定和担当，“钱的事，您不用操心！您儿子现在有能力了！
这些年我在部队，也攒了些积蓄，转业费也不少，足够应付！等新房子盖起来，雪儿的工作我也给她落实了，就安排到厂办或者保卫处内勤，
当个文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作轻松又体面！咱们家的好日子，这才刚开头呢！往后啊，只会越来越好！”
接下来的五天，对于四合院里的某些人来说，简直比五年还难熬。
日子一天天过去，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抑和恐惧。
保卫处后院那几间专门用来关押“刺头”和“小偷小摸”的小黑屋，成了易中海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炼狱。
周雄得了林动的“尚方宝剑”，下手那叫一个“稳、准、狠”。
第一天，易中海被扔进那间窗户玻璃碎了大半、用破木板钉着的屋子。
深冬的寒风像刀子一样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他浑身哆嗦。
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散发着霉味的稻草，上面扔了条又硬又潮、补丁摞补丁的破褥子。
晚上，易中海冻得缩成一团，伤口（被林动打的）在阴冷的环境下隐隐作痛，开始发炎。
他喊冷，看守的保卫员隔着门板不耐烦地嚷嚷：“喊什么喊！厂里经费紧张，没厚被子！忍着！”
第二天，易中海开始发低烧，嘴唇干裂，浑身酸痛。
送来的饭菜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半个拉嗓子的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
他哀求给点热水，保卫员嗤笑一声：“当你是来享福的？凉水有的是，爱喝不喝！”
第三天，高烧起来了，易中海意识都有些模糊，伤口红肿化脓，疼得他整夜呻吟。
周雄“恰好”来巡视，隔着门缝看了一眼，对看守“叮嘱”：“注意点，别真弄死了。林处说了，要让他‘印象深刻’。”
转头，周雄却暗中让人把其他房间备用的、稍厚实点的被褥都“调走”了，美其名曰“统一管理，防止浪费”。
第四天，易中海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蜷缩在角落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嘴里念叨着“冷……饿……饶了我吧……”。
同被关押的车间主任和他侄子，虽然也受罪，但比起易中海，简直算是“优待”了，至少还能分到点咸菜疙瘩。
他们看着易中海的惨状，心里又怕又庆幸，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
第五天一大早，周雄带着人打开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易中海躺在稻草上，气息微弱，脸色蜡黄，伤口溃烂流脓，眼看就要不行了。
周雄皱了皱眉，对手下挥挥手：“差不多了，抬出去吧，送厂医务室……不，直接送街道卫生所，别死咱们这儿，晦气！”
两个保卫员捂着鼻子，像拖死狗一样把奄奄一息的易中海拖出小黑屋，扔上一辆平板车。
易中海在被抬出保卫处大门的那一刻，浑浊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解脱，嘴唇翕动，只剩下微不可闻的两个字：“送……医……”
相比之下，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傻柱，虽然伤口疼、天天打针受罪，但好歹有医生护士看着，有热饭吃，有暖和的被子盖。
他算是彻底学乖了（或者说吓破了胆），医生说他可以出院观察了，他死活不肯，抱着被子嚷嚷：“不行！我还没好利索呢！万一回去又发烧怎么办？我得再住几天！观察观察！”
他是真怕了！怕回那个四合院，怕再撞见林动那个活阎王！医院再难受，也比回去送命强！
而最焦头烂额的，莫过于后院那位自诩“老祖宗”的聋老太太。
这五天，她为了傻柱的医药费、为了打听易中海的消息、为了维持自己那点摇摇欲坠的威信，几乎跑断了腿。
她去找刘海中，刘海中躲着不见；去找阎埠贵，阎埠贵跟她打哈哈；
以前那些围着她转、巴结她的人，现在见了她都像见了瘟神，要么借口忙，要么直接绕道走！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大势已去！
每天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在院里、在街道上奔波，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闭门羹和白眼，老脸都快丢尽了！
反观林动，这五天过得那叫一个规律从容。
每天早上准时骑自行车去轧钢厂上班，在保卫处副处长办公室里听周雄汇报“工作进展”（主要是易中海的惨状），布置下一步任务；
下午到点下班，偶尔去护城河边“钓钓鱼”（思考人生），或者去供销社买点肉菜改善伙食。
他就像个冷静的棋手，隔着楚河汉界，冷眼看着对手阵营里的车马炮相继倒下，兵卒溃散，嘴角始终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冰冷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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