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伯的脑袋挂了旗杆，韦、顾、昆吾这些夏桀的“铁杆马仔”也挨个被收拾服帖。商汤通过这“十一征”，干了两件漂亮事：一来把从亳都到夏都之间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二来嘛，更是在天下诸侯心里头，把自己“有道伐无道”的牌子，擦得锃光瓦亮。
仗打到这个份上，明眼人都瞧出来了，商汤这架势，绝不是小打小闹抢点地盘，他是要掀桌子，换庄家。可问题来了：你商汤再能打，毕竟只是个“方伯”，是诸侯里的带头大哥，不是天下共主。要去掀夏桀的桌子，理论上讲，这叫以下犯上，是“叛”。
光靠“葛伯仇饷”那点道义优势，打打小喽啰还行，真要直捣黄龙，去动夏朝四百年的国本，分量还嫌轻了点。你需要一个更正式、更权威的“授权书”，让这场造反看起来名正言顺，像是集体意志，而不是你商汤一个人的野心。
于是，中国上古政治舞台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幕上演了——景亳之命。
“景亳”，一般认为是亳都附近一处举行重大典礼的高地。“命”，不是命令，而是盟誓。“景亳之命”，说白了，就是商汤在景亳这个地方，召集天下诸侯，开了一个战前动员暨誓师大会，大家献血为盟，共同推举他作为反夏同盟的最高统帅。
这事儿在《左传》里记得很肯定：“商汤有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墨子》和《尚书大传》也提到，是“三千诸侯”大会于亳。三千当然是虚数，形容人多势众，但足以说明，响应者绝非少数。
您琢磨琢磨，这会盟的场面得有多微妙，又有多关键。
收到请柬的诸侯们，心里恐怕都在打鼓。去吧，等于公开站队反夏，万一商汤失败了，秋后算账名单上自己就是头一批。不去吧，商汤势头这么猛，连夏桀的羽翼都剪除了，明显是潜力股，现在不烧冷灶，将来分红就没份了。更重要的是，夏桀的暴政大家实在受够了，只是缺个挑头的。
商汤和伊尹，把这份心理拿捏得死死的。会盟的时机选得极好——正在“十一征”大胜之后，军威最盛；又在正式伐桀之前，留有转圜。地点选在自家大本营亳，安全，也能展示实力。
可以想象，景亳高台上，旌旗蔽日。商汤必定是慷慨陈词，把夏桀的罪状一条条数落出来，什么“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尚书·汤誓》，耗尽民力，剥削百姓），什么“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民众都怠工不合作了，说这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他把自己描绘成不是为自己打仗，而是“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讨），是替天行道，是解救天下苍生于水火。
然后，就是核心环节——歃（shà）血为盟。宰杀牲口，将血涂在嘴唇上，或者滴在酒里共饮，对天地鬼神立下誓言：共同讨伐暴夏，拥护商汤的领导，生死与共，绝不背叛。《礼记·曲礼下》说“约信曰誓，莅牲曰盟”，指的就是这种郑重其事的仪式。经过这套仪式，松散的诸侯联盟，就被神圣的契约绑定成了一个政治军事共同体。
“景亳之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权力转移预演。
在盟誓中，诸侯们对商汤的拥护，实质上已经架空甚至否认了夏桀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他们把原本对夏王的效忠与服从，通过集体盟誓的形式，临时性地、有条件地转让给了商汤。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各大股东和重要客户，集体开会，罢免了现任CEO，并一致推举一位新的执行董事长来主持大局。虽然公司还没正式改名换姓，但实权已经移交了。
这比单纯的武力征服要高明太多。它让商汤接下来的伐桀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商”这一个部落对“夏”王朝的反叛，而是“天下诸侯”在有道领袖带领下，对无道独夫的集体清算。商汤从“叛军首领”，华丽转身为“义军盟主”。
反过来看夏桀，此刻已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景亳之命”的消息传到斟鄩，对他来说不啻五雷轰顶。这意味着，他不仅失去了对东方广袤土地的实际控制，更失去了作为天子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天下人心的归附与诸侯形式上的尊崇。他的“天下共主”身份，在那一刻，已经在道义和现实层面，被大部分诸侯集体投票废黜了。他剩下的，只有直属的王畿军队和摇摇欲坠的虚名。
所以，“景亳之命”不是一次简单的战前聚餐，它是新旧王朝更迭过程中，一次决定性的政治投票和权力预演。它用集体盟誓的古老形式，为商汤的武力行动，披上了最合法的外衣，凝聚了最广泛的力量，也预支了未来新王朝的政治架构——那将是一个以商为盟主、诸侯共同承认的新秩序。
盟誓已毕，血酒入喉。景亳高台上的风，裹挟着黄河的水汽与诸侯们的誓言，猎猎向西吹去。那风里，已经能闻到鸣条战场上的铁锈味了。万事俱备，只差最后那篇战斗檄文，点燃决战的烽火。
那篇檄文，将用最朴素而激烈的语言，把这一切道义、盟誓与仇恨，凝聚成一句响彻历史的战斗口号。它就是《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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