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所移交，培训的看护们或留用或散去，城西的街巷重归往日的喧嚣，只是空气中仿佛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关于清洁与防范的自觉。秦济大夫拖着疲惫却欣慰的身躯回到了他的“济生堂”，那些共同奋战的医者同僚也各归其位。然而，一场与疫病的短兵相接，让林越和秦济都清晰地认识到，仅有临时的防疫所和几十名速成的看护，还远不足以构筑起一道坚固的公共卫生防线。知识的普及，尤其是那些关乎日常健康、能让人在疾病初起时便有所警觉、有所应对的常识，其重要性不亚于良医和良药。
“林先生，此次防疫，老朽最深之感触，乃是百姓于疾病，多因‘无知’而延误，因‘误信’而加重。”秦济捋着花白的胡须，对前来拜访的林越感慨道，“发热便捂汗，腹泻仍进食，外伤乱敷草药，乃至听信巫祝符水……种种谬误，不知枉送了多少性命。若有浅显易懂之册子，将常见病症之表象、宜忌、及简单处置之法，晓谕百姓，使其心中有数，遇事不慌，或可救无数人于未危。”
这与林越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之前便已萌生编写普及性医疗手册的念头，如今时机更加成熟。“秦先生所言，正是学生心中所想。学生有意编撰一册《常见病防治手册》，不求精深，但求实用、易懂、便行。内容可涵盖四季常见病（如风寒暑湿）、妇幼易患疾、外伤急救、饮食宜忌、简易药方（如姜汤、绿豆、金银花等易得之物）、乃至防疫要则。文字务必通俗，若能配以简单图画，则更佳。只是……”林越顿了顿，“学生于医道终是外行，此册关乎性命，一字一句皆需严谨，非秦先生这般大医主持，学生不敢僭越。”
秦济闻言，眼中露出赞许与责任交织的光芒：“林先生虚怀若谷，思虑周全。编撰此等惠及万民之册，老朽义不容辞。然老朽年迈，精力有限，且医馆事务缠身。林先生长于筹划、精于文字图画，于实务推广更是经验丰富。不若这般，由老朽总揽医理药性之审定，列出纲目、要点、禁忌。林先生则负责将之转化为通俗文字，设计编排，绘制图示。我等再寻几位可靠且开明的年轻医者相助，共同斟酌，务求准确、简明、可用。如何？”
这正是最理想的合作模式。林越大喜：“如此甚好！有秦先生掌舵，此册方有根基。学生愿竭尽所能，协助先生完成此功在千秋之事。”
两人当即议定，手册命名为《州府常见病防治便民手册》，定位为“家庭常备，答疑解惑，防病于微，救急于先”。秦济列出初步纲目：分为“识病篇”（常见症状识别与初步判断）、“防治篇”（四时养生、饮食卫生、防疫要则）、“急救篇”（外伤、中毒、意外伤害处置）、“简易方药篇”（家常易得药物使用）、“妇幼篇”（孕产育儿常见问题）、“禁忌篇”（常见误区与谣言辟谣）等六大篇。
然而，编撰工作甫一开始，便遇到了预料之中的阻力。这阻力并非来自王判官之流的直接刁难，而是来自医学界内部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与**知识壁垒**。
当秦济邀集州城几位颇有声望、且与他关系较好的医者共议此事时，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一位专攻伤寒、自视甚高的老大夫首先发难：“秦兄，医道精深，岂是贩夫走卒所能窥探？将病症治法白纸黑字印给百姓，人人自以为医，胡乱用药，岂非庸医杀人？再者，各家学派，见解本有不同，你书中以何为准？若以你秦氏之法为准，置我等于何地？”
另一位擅长妇科的医婆则担忧：“有些妇人隐疾，闺中之事，岂能公然印在书上流传？有伤风化！且育儿之法，各地风俗不同，你书上写的，若与人家祖传法子冲突，听谁的？出了事谁担责？”
还有人对“简易方药”不以为然：“药有君臣佐使，量有轻重缓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岂能随意告诉百姓用姜用葱？用错了，谁之过？”
这些质疑，站在维护医学“专业性”、“神秘性”和自身“权威性”的立场上，不能说全无道理，却也暴露了传统医学体系中保守、封闭的一面。
秦济耐着性子解释：“诸位，编撰此册，非为取代医者，恰是为了引导百姓正确求医。使其知何症可自处，何症需速医，免因无知而延误。书中必会强调‘本书仅为常识，疑难重症务必求诊专业医者’。至于学派之争，我等只取最无争议、最稳妥之通识，注明‘仅供参考’。妇孺之疾，自当措辞谨慎，重在预防与识别危象，而非详述治法。简易方药，仅限葱姜蒜茶、绿豆金银花等药食同源、安全性高之物，且必注明适用情形与禁忌。”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说服。两位态度最坚决的老大夫最终拂袖而去，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
秦济有些沮丧，林越却安慰道：“先生不必挂怀。革新之事，向来难获齐声赞同。有先生掌总，再有几位志同道合者相助，足矣。手册之效，在于流传，在于百姓是否用得上、信得过。待其成效显现，反对之声自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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