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朝，之后就是年假了，大家各自回家过年。
散朝之后，赵祯命把徐平在天章阁的奏对榜于朝堂，许百官议论。
欧阳修和蔡襄立在榜下，看到徐平论朋党的一节。“士大夫自为一党，党中有友无朋。”
蔡襄指着对欧阳修道：“永叔，相公此论可是与你日常所议不合。”
欧阳修笼起袖子，小声嘟囔：“议不合，自然以相公为是。我自改之，只是不知相公此论到底何意。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士大夫当只有一志么？”
回朝的司马光恰巧经过，叹了一口气，对两人道：“相公欲一道德也。”
说完，一扬袖子，大踏步地走了。
“一道德？”欧阳修和蔡对视一眼，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一系列将要举行的行政措施，其实不那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徐平都会接纳。
徐平跟赵祯的长篇大论，核心其实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用他前世的话讲，是让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组织不紧密，但思想统一的执政党。
这样一个类政党，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努力过。他创立新学，改革科举，根本目的不是做当世大儒，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大家有同样的政治思想。王安石一道德，反对者同样一道德，结果就是新旧两党对立。不是只有西方泊来的党才是党，北宋中期出现的新旧两党，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党争。他们各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政治纲领，只是在组织上不如后世的党严密罢了。或者说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领袖。
党之所以成为党，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而不是组织形式。不是非要像欧美那样的党才成其他为党，宋朝的党有自己的特点，思想比较统一，组织比较松散。
王安石立新党之失，之一在于思想过于庞杂，上到天理循环，下到人之性情，几乎无所不包。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这样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比如徐平前世的无产阶级政党，从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从人到宇宙，涉及到一切的知识。这是斗争的需要，在每一个方向跟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仅在政治中一道德，其实不需要涉及到这些。
仅及政治，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思想统一了，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
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旁边有书吏抄写。不印刷发给每一个人，而是榜于朝堂让众人传抄，是要保证这里惟一一份的正确性。除了这里榜文上写的，哪个上的奏章里论到了榜文中没有的，哪个自己负责。这是要保证严肃性，不要生发太多，什么都论。
欧阳修和蔡襄各自领了，拿着出了皇城。正是过年大假的第一天，商量一番，两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银铺去饮酒。
到了铺子，正看到徐平关于官员私财的论述，欧阳修抬起头道：“依相公所说，为官不得有私财。那这处铺子怎么办？莫不是就此卖了？”
蔡襄拉欧阳修一把：“你看明白再论！走，不要看了，饮酒！”
找位子坐下，把剩下的看完，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官员不得有私产，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产，这是一直就强调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此时加的，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如果在京城有私产，则在京为官时间，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朝廷不收，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既然是赐的，随时可以夺。
没收产业所得，不是没收产业，产业还是你的，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
这个年代，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产业带不走，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
徐平这样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政策。对于自己人，这样日防夜防，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有这样的行来，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自有台谏系统，把人赶走就是。还是那句话，要论迹不论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
官员有职、官和差遣，看起来系统复杂，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徐平坚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顽固，而是这真地改不了，强行改，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
简单地说，官员有这三样，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习惯成了自然。职以待文学之先，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职真正的用意，其实跟文学无关，是来别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官员只有带上了职，才成其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带职和革职，以及职的升降，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小官带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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