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赵昺可以参考的实物就是陈凤林‘改进’的武刚车，其‘先进’之处就在于将前人的牛皮犀甲换成了木制厢板，其它并无大的改进。而他前世最为熟知的却是明代名将戚继光使用的‘偏厢车’，这个时期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混用的时期，也曾是在网上争论以车制骑选用最多的范例。另外一个便是捷克军队抵御十四世纪欧洲重骑兵的‘胡斯战车’，那时欧洲也处于火器刚应用于战争中，不过争论的焦点在于两轮、四轮战车哪个先进。
任何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具有传承的，后来出现的偏厢车也是同样。在赵昺的记忆中，明代首先是郭登在大同曾经建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一丈三尺，宽九尺，高七尺，厢用薄板，配置火铳，每车编配十人使用。作战左右相配，前后以钩环相互勾联，车上载有衣物、粮食、器械和阻马的麓角。
到了成化年间，明朝名将俞大猷镇守大同，此时蒙古诸部对明帝国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攻城战，明帝国边境压力骤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加上明帝国九边普遍超高的支出，难以支持大兵团作战。他便因时、因地制宜，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
俞大猷根据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的原则，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其以为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他根据这种相克关系，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放开手脚创造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俞大猷其督造的新型战车车式，使用独轮车。车轮直径四尺六寸，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各长一丈二尺，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以便推运，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大佛郎机一门，盾牌两个，小月旗两面，布幔一幅。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相当于车的方向盘，由队官一人把握。车前有两个支架，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车后又有两个铁锥，停车时插入地里，相当于船锚。
新战车每车五十人。其中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平时站在车旁，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分两班，一班八人，两边各四人推车。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鸟铳手四人，神枪手四人击发佛郎机并携带子铳者四人，拨刀手四名。这十六人只负责推车和守车，而不冲锋破阵。
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
赵昺以为俞大猷采用独轮车作为战车也是脑洞大开，改变了常人对战车的认识。但也让人极为佩服，其能在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大胆的采用了常见的独轮车，且以人力推拉，改变以往由牲畜拖曳的方式。而战车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运，车辆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遇坑数人即可抬起，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达到了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的目的。
赵昺以为若是战车也分级别，这种独轮战车可算是超轻型战车了，其虽然有良好的通过性和轻便性，但是也决定了这种战车缺陷十分明显。车型小决定了它无法装载更多的武器和辎重，更无法搭载兵丁，选择牲畜拖曳而用人力推拉，决定了这种战车不能进行远距离作战，只能依城而战，以便于获得物资补充。所以独轮车并非他的第一选项。
后来戚继光调守蓟镇担任北京防卫军统兵，他认真研究了俞大酞建立的车营，认为发展车营大有前途。但他没有保留其独轮车，而是模效古制。造为偏厢车，用以防护军民。车辕长一丈三尺，前后横辕阔九尺，高七尺五寸。厢用薄板各留置铳之孔，轮轴如民间二样轻车。出则左右两厢，次第联络。前后两头辕轸相依，各用钩环。互相牵搭，并以绷布为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战车很有特点，两头设有长辕，首尾皆可驾马，可进可退。
另外，戚继光还修造了一种重型四轮战车，高一丈二尺，别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面装备大小火铳，布置五色旗，视其方有贼以其方旗招呼。听鼓而进，闻金而止，斟酌进退。可以说这是一辆指挥车，并兼具移动火力堡垒的作用，分置阵中加强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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