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地图，赵昺轻叹口气，此次征西不仅路途遥远、艰辛，且要冲破敌军的层层阻拦。据他所知四川行省在元代十个行省之中属于军事色彩比较浓重的，境内驻戊军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军，且数目庞大，人数保持着四万五千人左右，最多时达到七万五千人。
不过忽必烈在征服江南后，于至元二十年开始精简新军，调整驻军。这股风同样波及到四川，合并西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及铜川等路镇守万户府、新军总管府、威州、灌州、茂州等处安抚司十四处。四川地区军事权力逐渐集中，机构逐步精简，行政、军政中心开始向成都转移。
赵昺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在江北，但是川蜀居于长江上游，也被他视为扎在自己身后的一把尖刀，因此并未放松对川蜀形势的监视，令事务局设立了川蜀情报站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并收集军政情报。从传回的情报所知，四川地区镇戍点主要有：
成都：成都是蒙元军队较早占领的地区。窝阔台汗时期，王子阔端进入成都并占领四川西部地区。在掠夺大批物资之后，蒙古军队又将成都废弃。蒙哥汗时期，由刘黑马和夹谷龙古率军重新占领废弃的成都城。蒙哥大汗很重视成都的防卫，遣大将密力火者握重兵于此。
忽必烈夺取汗位时，视其为心腹大患，“使乘驿矫诏诛之”。但夺取汗位后，元世祖又任命杀密力火者立功的黑马之子元振为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派重兵驻守。中统四年，敕李平阳在西川的“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
在忽必烈发动全面灭宋战争之前，成都是宋元双方争夺的重要城池。中统年问，宋军一度攻人成都，因四川行院阿脱与张万家奴合力防卫才得以保全。至元十年，宋将咎万寿攻打成都。当时成都戍军随大将也速带儿正攻打建都，一时防卫空虚。元廷不得不于“京兆等路签新军为援”。灭宋后元廷依旧重视成都的防卫，至元二十三年，分四川镇戍军万人于成都屯田。成都戍军除完成成都防卫任务外，还多次参与平定西南动乱。
重庆：至元十四年，西川行院不花率军围攻重庆，宋重庆都统赵安降。宋守臣张珏顺江东下逃至涪州后亦降。元廷也很重视重庆防卫，先后设宣慰司、行院、行省等。至元年间，皇孙铁木儿不花一度驻兵重庆。至元二十四年，怀远大将军、夔路万户石抹狗狗戍军重庆。
在宋廷收复江南后，重庆再次被元军重视起来，这里进沿江而下威胁江南，退可阻挡宋军溯江而上攻掠川蜀，威胁云南和陕甘地区。于是迁四川行省到重庆，只在成都设立宣慰司，将统治中心由成都转移到重庆，并逐渐趋于稳定。此外在重庆周边的夔州路、泸州、嘉定等路设立宣慰司驻军防守，同时屯田以供军用。
在云南发生动乱，久难平息，真金从四川行省调重庆五路万户去救云南，不了军马刚到云南境内，便遭到各蛮部伏击，损失兵力万余人。于是元廷觉得重庆仍有可调军马，于今年又于重庆、叙州调军二千五百人前去平叛，同时于四川邻境诸王藩部发丁壮二千人戍守重庆。
如此一来，元廷于四川的驻军大为减少，宣慰司所属各军只有四万余。赵昺综合各方的情报后，以为时机难得，又有凌霄城尚在宋军手中，便决定以救援为名发动西征，恢复重庆地区的防御体系。如此一来，即可解除后顾之忧，又能在川蜀地区获得支撑点。
赵昺在决心西征后，借年初众将来朝的机会与他们进行了商议，众将皆以为西征在现下的局势下不易全面夺取川蜀，而应该以恢复当年余玠在重庆地区的防御体系为上，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众将所议与赵昺的构想不谋而合，便据此收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
由于重庆已经失守十数年，当年余玠所主持修筑的一系列堡垒现状不明，赵昺又命人暗中勘察外，又寻找当年的知情人和曾参与者问询，以摸清状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准备。经过一番查探，情况基本明了，当年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
青居，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在剑门关西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
多功城，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
虎头，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在万州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钓鱼，钓鱼城在合州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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