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李谦虽然当下处境不佳，但是毕竟位居中书平章。中书省向来为历朝皇帝直属的中枢官署，政权执政中枢部门，不过历朝历代中书省的职权相似，但并不尽同。
比如宋前期的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
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中书令仍虚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南渡后，中书省与门下省再次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时，仿照中原官称，必阇赤长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因门下、尚书两省皆废，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后因阿合马被杀事件，忽必烈一度废除中书省，恢复尚书省掌权，真金继位后为了提高汉臣的地位，又再行恢复中书省，安置汉法派官员，以巩固自己的帝位。但又为解决财政问题，又不得不启用桑哥，导致中书省地位下降，尚书省位置上升。
李谦虽然失势，人微言轻，但职位终究还在，作为宰执的一员，还是有权参加议政的。所以他比其他人对国事的了解要远超常人，加上与大汗真金的良好关系，又能接触到机密之事，知晓当前战事详情，甚至比些宰执更多也就不奇怪了。
李谦可以称得上当代大儒，学识渊博，又曾辅政，参与决策，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因而对于现下的战事做出清晰的分析也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话虽然没有说服殿上的所有人的，但是已经取得了大多人的认同，尤其是大汗真金和安童，这让紧迫的形势发生了转机。
经过密议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以南朝当前的兵力和财政状况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对元战争，应该是一场意在改善江南被动的防御态势的局部战争。现下虽然是进军神速，攻势猛烈，主要还是己方两淮兵力抽调过多，导致防线薄弱。且事发突然，各地疏于防备，使得己方一溃千里，连连失地。
但是随着宋军深入两淮腹地，战线被不断拉长，补给线也随之延长，需要派兵留驻收复的重镇，会进一步削弱其本就不充足的兵力。而己方在最初的慌乱后，各地也会有所提防，签征兵力加强戒备。如此一来宋军强劲的攻击势头会被逐步遏制，也为朝廷调动兵力增援赢得时间。
基于李谦的论断，大家认为淮西的宋军主要目标是襄阳和寿州，且分别从鄂州和江州、芜湖出兵，路途遥远。两地得到预警后便会加强防备，宋军想一战而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以宋军的攻坚能力，襄阳尽管城高壕深，可终归缺乏可战之兵。而己方即使当下调动兵力千里驰援，恐怕也难以赶到城破之前赶到。
真金等人皆以为淮东方面局势最为严重，盱眙已经失守，山阳也危在旦夕，宋军随时可以北渡黄淮进入淮北地区，进攻南朝的南京商丘，甚至东京汴梁。但他们现下面对逼近的宋军似乎却束手无策，河南山东地区的蒙军大部皆已南渡，而宋军号称十万在南朝小皇帝的率领下步步紧逼，可以沿着运河随时北上，而他们要派出的援兵还远在大都附近，根本来不及。
宋军收复汴梁，这是元廷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京师通常是一个国家朝廷的所在地，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各类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既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亦是国家的象征，一国京师被攻陷后意味着这个国家当前的政权无法对全国实行实质上的统治，往往地方抵抗势力抵抗就会减弱，十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同时该朝代就被宣告灭亡，这对国人的士气是一种强烈的打击及抵抗势力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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