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赵昺将译文扔在桌上恨恨地道。
“陛下息怒！”在旁的王德听了心中一惊，他跟谁陛下多年，皇帝很少以此语评价一场战斗，可见他有多么气恼了。
“朕无事！”赵昺摆摆手压下怒火道。
他十分清楚襄樊的战略价值在于其‘七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它之所以重是因为此为三江交汇之地，北面就是南阳盆地，至此直到黄河皆无险可守；南面是江汉平原，直达南岭，东可达长江之尽头，西出汉中进入川陕。
对于南方政权，襄樊失守，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因此在蒙宋之战中襄樊失守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军，有七个州军全部失陷。
而对于北方政权来说，襄樊失守，则南阳危。南阳危，则黄河之南无凭，河南之地尽失，中原唾手可得。对宋军来说，兵锋可直指大都，侧击可得陕甘，隔断川蜀。如今仅为避水患就轻易放弃樊城，重新为敌所拒，使得襄樊可以得到河南之敌的增援。
张霸舍樊城而驻邓城的举动更是将自己置于三面受敌的险地。至于邓城，赵昺也并不否认其的军事价值，但是其的价值只是体现在战术上的，而对当下宋军攻取襄樊的战略上影响有限。
在宋室南渡之前，邓城其实只是一个樊城外普通的一个村庄。南渡后随着作为京西重镇的襄邓地区不仅成了南宋重要的军事屏障，而且成为宋金对峙的边境地带。绍兴三年，襄邓地区被伪齐将李成所得，刘豫在此建立“大齐”傀儡政权。绍兴四年，岳飞率军一举收复襄阳六郡。
由于南宋对金人入侵的态度采取的是“议和为主”，而襄邓地区被岳家军收复后，金兵一时拿不下襄阳，襄邓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地区，而襄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日渐凸现，“省邓城入襄阳”已是大势所趋。南宋随后将邓城设镇。
但是邓城最终是作为宋金物资交易的互市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商人须纳税、交牙钱、领证明文件，邓城自此人口密集、商贸繁荣。宋朝如此一方面方便了双方的物资交流，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达到“以求和解”。
蒙元爆发战争后，襄阳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贪图钱财，收受贿赂上书恢复榷场。从而犯下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于是蒙军很快的就进筑起了堡垒，一下子就断绝了襄阳的粮道。
当时蒙军在襄、樊周围的要害处都设置城寨，汉水上又布满蒙军的战船和铁索，襄阳、樊城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统统切断。等到吕文德明白过来做了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知道自己误了大事，又气又急，一病不起。也为襄阳失陷埋下了致命的隐患，终在数年后襄阳弹尽粮绝，其弟吕文焕以城降元。
所以邓城只不过是樊城外围的一个前哨阵地，城防设施自然不比樊城坚固，现在又分兵去助伍隆起部攻谷城，若是留守的军队不敌，就又把自己屁股露了出来。且蒙元也只需派出一支精兵监视，邓城守军也不敢妄动，而南阳敌增援部队只需绕过邓城便可直抵樊城。因此对于这种捡芝麻丢西瓜的部署，除了用愚蠢来评价外，赵昺再想不出恰当的词汇。
同样谷城的战略价值在于渡口，夺取此城的目的就是避免在放弃樊城后，使蒙元军队无法通过汉江顺江而下增援襄阳。但目前蒙元京湖水军早在多年前，作为征江南、占城和日本的主力，精锐就被多次抽调，折损不少；又在攻琼州之战中，主力被行朝水军打残。
在宋军收复江南之战中，双方又在鄂州大战，京湖水军几乎损失殆尽，早无当初千帆竞渡，顺江直下江南的威风。而剩下的家底儿早已非宋水军的一合之敌，以致在收复江陵、夷陵的战役中毫无作为。如今他们却将只纸老虎当作真老虎来防备，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
更为让赵昺恼火的是，此战宋军的目的是襄阳，本应集中兵力完成此目标。但是三个军的兵力，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无关大局的谷城所牵制，只留一军在主攻方向，岂不是舍本逐末之举。而前时徐无难分析襄阳形势，虽然也未能提出高屋建瓴的建议，赵昺也并无责怪之意。
那是因为徐无难毕竟只担任过统领之职，眼光再为独到，也是有局限性，还不能看的那么远，体会的那么深。但是荆襄诸将，江钲自不必多言，张霸更是从军多年，早就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恐怕比之自己的年岁还要多上几年。可他们仍不能参透，这不能不让他对于他们的指挥水平产生质疑……
“陛下，田琦求见！”这时有小黄门通禀道。
“准！”赵昺压下怒气道。
“事务局三部襄樊站副统领张进拜见陛下！”与田琦一同进来的那个和尚进屋后，施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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