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红衫不是在这上头吗？”公输零指着上方的岩洞说道，“她其实没死，被渔夫救了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李东星脸上的泪水早已被风干了，语气是那样地平淡，“不过那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了，三年里我完全变了一个人，除了不再游泳，几乎是按照红衫的样子去生活。”
“你也嚼海带把儿吗？”
“那倒没有，”李东星白了他一眼，“我说的是那种大胆又叛逆的性子，你看我的头发……”
她摸着自己那头乱糟糟的短发，继续道：
剪了头发的那一天，我母亲都气哭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抢地说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个混账东西。
父亲则在一旁独自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或许母亲还指望着他能狠狠修理我一番，管教管教我这个孽障。
我知道父亲不会拿我怎么样，或许是出于愧疚，抑或怕我把他那档子事说出去。我觉得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毕竟他一向被人当做清平男人的标杆，是个好村长，好丈夫和好父亲。
每当听到这种言论时，我都在心里冷笑着，觉得如果父亲这样的都能被称为绝世好男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男人了，全都一个德行！
有人说，女孩对男人的认知来源于自己的父亲，这句话我举双手赞成。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我只对男性感到厌恶，也不爱搭理那些叨叨不休的女孩儿，我觉得她们蠢透了——会蠢一辈子！
就像我的母亲，有一次我用剪刀划破了她叫高级裁缝给我量身定做的礼裙（我才不想出席那些做作的晚会）。她气得像一只胀开的河豚，恨不得把我戳死，夹枪带棍地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你无法想象那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甚至有些脏话还骂到了她自己。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自己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这条裙子把你的水桶腰和鱼兜大的屁股全都显现出来啦！难怪阿爸要去外面找别的女人！活该！
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个女人愚蠢、粗俗、肥胖，可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不应该这样伤害她。
果然“胀开的河豚”变成了一只气球，我那一句话就像针一样把它扎破了，气全泄了。她瘫坐在地上，我开始有些期待她即将说出口的话，会是什么呢？会说我胡说八道，还是问我从哪儿听来的，又或者带着我去质问父亲呢？
我万万没想到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连你也发现了？
她这个“也”既说明了一切，也带走了我对她最后的同情。
我质问她，既然你已经知道父亲在外面有人了，为什么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她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她说男人都会犯那样的错误，只要他能回来，作为妻子就应当原谅。
她说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父亲不会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野女人抛弃她的。
她起身，拍拍裙子上不存在的灰尘，说生活还得继续。
看着那个身材臃肿，走起路来八字朝外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的背影，我大笑不止，笑着笑着眼泪都出来了。
假的，全都是假的！
父亲是假的，母亲也是假的，还有那些巴结我的男孩女孩，全都是假的！父母并不相爱，其他人也只是因为我是“蓝房子的小公主”才对我好，才想要和我做朋友。
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早已各自成家，各奔前尘——他们从来都只顾自己，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会叫错。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疯狂地思念起红衫来了。
只有她，那个愿意陪我死，也愿意让我生的女孩儿，只有她是真的。
可是她已经死了，不！她没有！
我开始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红衫并没有死，捕鱼船不是捞了几天也没见着她的尸体吗？
她一定是游过了南沙海峡，到了扶桑！
我要到扶桑去找她！
有了这个信念我开始振作起来，剪了头发，将所有的裙子都送给了那些工人的女儿，穿起了男人样式的衣服裤子，开始跟着父亲和哥哥他们学习经营家族的企业。
三个月前我跟着运船去往扶桑岛——那里有大批价格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他们曾我们的船为“黄金乡”，到清平工作一年就能回到故乡置房地娶上媳妇。
每次船到了扶桑海岸，当地人几乎蜂拥而上——我们还不得不进行筛选，只要身强力壮的男丁和少许手巧的女性（投身于织鱼网之类的轻工业）。
我就趁着选人的那几天在沿海地带寻找红衫的踪迹，老早之前我就跟着清平里的扶桑人学过一些简单的的句子，连说带比划地向当地的村民打听有没有见过那样的一个女孩子。
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失望，我一无所获，甚至在归途中遇到了一场飓风暴雨——我也感谢那一场雨，是它把红衫带回了我的身边。
风雨过后，当我听到外面囔囔着“妖怪”“怪物”时，我的心抽搐了起来，没命似的地往外跑，挤进了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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