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心中盘算了一下，这笔银子补足成1200万两，可以分成四份。
四百万两拨给毛文龙东江军。本色折色都合并在内。
朝廷也不必另外运粮给东江。
就由各地粮商自己组织船队去东江皮岛卖粮。
一百万两拨给蓟州整顿军备。
一百万两拨给京营。
实际上京营原本就有军饷，这一百万两只是增加京营的投入，让京营的装备和训练更精良。
剩下六百万却要用于赈灾。
从去年到今年陕北延府一带发生大旱。
六百万两银子就作陕北赈灾之用。
不过赈灾方式不是把这六百万全部发给灾民。
那样很可能让朝廷的钱打水漂。
而是用以招募起十万大军。
把灾民之中年轻力壮，且勇猛好斗者，招入军队之中。
每个士兵每年六十两银子，除用于士兵本身口粮、装备、训练的三十两银子。
剩余三十两银，可以用于赈济士兵相关家属亲戚。
三十两银子可购买三十石粮，至少可维持十个平民一年的口粮。
如果在陕西招募十万军队，实际赈济灾民可达一百一十万人。
这样一来，既能增兵扩军，同时也把灾民中最有力量造反的一批人收拢在朝廷属下。
宁可让他们成为朝廷的兵，也不要让他们成为造反的兵。
从粮食消耗数目而言，士兵一年口粮六石，平民一年三石。
被赈济的一百一十万人，一年需要消耗三百六十万石粮食。
可集中先到南方购粮，以一石粮食一两银子高价计，从每石粮三钱银子的无灾地区往灾区运粮，即便扣去运费成本，商人还是有利润可赚的。
京畿地区其实今年也发生严重旱灾。不过京畿本就粮食不能自给，依赖于南方漕运。
又是富贵云集，并不缺买粮食的钱。
所以旱灾并没有让京畿陷入饥荒。
用三百六十万两银子到湖广、四川买粮。
这两省距离陕西也近。
商人自然会琢磨出把粮食运往陕北灾区最省钱最快捷的路线。
只要确保粮食能源源不断输送到陕北。
不能说完全赈济陕北灾民，但至少可以不让当地出现大的动乱。
洪承畴现在应该就在陕西，任督粮参政。
此人气节品格不行，但能力还是有的。
在陕北灾区招募十万大军的事情，可以让此人来负责。
六百万两扣去买粮的三百六十万两，还剩余二百四十万两银，就拨付给他使用。
还有孙传庭是山西代州人，此时赋闲在家。
他在练兵能力上应该强于洪承畴。
朝廷使者去陕西下达命令，必定经过山西，顺道去代州起用孙传庭。
让孙传庭一起到陕西，与洪承畴合作把这事情办了。
等今年酒税征齐，后续其他税收也陆续开征，乃至国家逐步转入军事运行轨道，费用支出只会越来越充裕。
军器局、国子监军校、以及其他新设机构运行费用，也会到位。
朱由检在心中对银子用途盘算完毕，想到阎应元提醒他的清查人口之事。
便向茅元仪询问人口。
谈到大明人口，茅元仪又来了兴致，开始滔滔不绝地论述起来。
按他的议论，如今大明名义上有所谓黄册户口统计，实则形同笑话。
各地黄册多是连年照抄，会出现某地区人口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或者有生有死，但死亡口数，不多不好正好相等的咄咄怪事。
这是瞎编的功夫都懒得做。
有的地方觉得这么连年照抄不好意思。
为了数字不那么虚假，也会略增略减，而非原样照搬。
但仍属于纯粹编造，和实际毫无关系。
甚至还有不少地方，为了减少丁税，让在册人口数字连年缩减。
因为这种黄册数字，纯粹出于编造。
一些地方甚至提前预造了未来几十年的户口数字。
洪武二十六年人口调查登记，得到的全国人口数字是六千多万。
而经过两百多年承平繁衍之后，到万历时，官方在册人口数字只剩下五千六百多万。
在册人口不增反减。
官方记载的人口数字没有任何增长，甚至反而减少。
这是历代所无的荒唐事情。
“有没有可能我大明人口真的两百年没增长？”朱由检问道。
茅元仪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绝无可能，大明人口比国初增长数倍，不是臣一人观察所得。其他文士也多有记载。”
他有条不紊地叙述起来。
如神庙时谢肇淛《五杂俎》里记载，金陵的街道本来极为宽广，可容纳九轨。
但随人口增多，把官道都侵占了建造房屋。
所谓“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
这是城市。
还有如徽州福建等地区的农村，“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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