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大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在外求学会觉得特别孤独，单身独处时会特别想家，思念家里的亲人。因此，逢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总是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回到家里，与亲人们团聚。
现在正值暑假，加枝却赖在她读书的BJ农业大学，不愿意回家。这本身就有点儿不正常。尤其是在她得知王加根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北的家里之后，仍然不不急着回去与弟弟见面，更表现得有点儿不近人情。
不过，加枝自有她自己的苦衷。
在已经走过的十九年人生旅程中，尽管她大部分时间跟着妈妈，不像加根那样缺少母爱，但她并不像歌儿里唱的那样“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从三岁开始，她就生活在白沙铺的单亲家庭里。四岁感染流行性脑膜炎，差点儿丢了性命。十二岁那年，她又被白素珍带入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成为一个受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拖油瓶”。
这些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注定她不可能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拥有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童年。更何况，她的监护人白素珍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非常强势的女人。大小事情，加枝都得听妈妈的，任凭妈妈摆布，不能违抗白素珍的命令和意愿。就连她的姓氏，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在王李村，她叫王加枝；到白沙铺之后，按妈妈的要求改成了白加枝；跟随改嫁的妈妈到河北迁西县洒河桥，白素珍又把她的姓氏改成马，让她成了马加枝。
每谈起她四岁那年害的那场大病，白素珍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认为是菩萨保佑，才让她们母女俩躲过了一劫。
那是素珍、三货和加枝回白沙铺不久，大货还没有来到这个家庭。当时，素珍和三货除了在白沙铺的生产队里出工劳动以外，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时安排在晚上，有时安排在白天，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是生产队的社员，除非老弱病残行动不便，就必须无条件参加。否则，不仅不计工分，还要挨批评。参加政治学习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像出工劳动时那样，把小孩子带在身边。
这种强制性规定，给素珍和三货出了一道大难题：他们都去参加政治学习了，家里没有大人，加枝怎么办？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把加枝一个人锁在家里面。素珍和三货参加完政治学习回到家里，总会发现加枝躺在地上睡着了。小姑娘梦中还是伤心委屈的样子，脸上糊满了眼泪、鼻涕、饭粒和灰尘。
夏日的一天，加枝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烧得烫人。她烦躁不安地哭着，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叫头痛。
白素珍以为女儿患了重感冒，叫三货到街上买生姜。用生姜煮汤，再加入红糖，喂给加枝喝。可加枝喝了几口之后，又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就昏沉沉地睡着不醒。
素珍吓坏了，让三货背起加枝，一路小跑前往白沙铺卫生院。医生给加枝打了针，开了药，就让素珍带着加枝回家，说是到了晚上就会好些的。
回家后，素珍严格遵照医嘱给女儿喂药，又煮了绿豆稀饭，喂给她吃。可加枝吃过药和绿豆稀饭之后，不仅没有退烧，还开始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仍然昏迷不醒，口里时不时胡言乱语。天将黑的时候，可怜的加枝浑身抽搐起来，口吐白沫，颈部和背部僵硬，头向后仰，整个身体向背后弯曲得像一张弓。呼吸有时急促，有时细微，几乎感觉不到脉博。素珍以为女儿死了，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大家劝素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白沙铺卫生院肯定不行，这个钟点儿医生都下班了。就算有医生值班，水平也不怎么样。像这种大病根本就看不了，最好还是去孝天城或者花园镇的大医院。”有人这样建议。
白素珍觉得有道理。
她赶紧把摇篮上的竹筐取下来，铺了床小被子里面，让加枝躺在竹筐里。再用一根粗绳子系住竹筐，找出家里的扁担，和三货抬起竹筐就往陆家山火车站跑。
晚风轻轻地吹着，夜色中的江汉平原是如此的安宁和静谧，可奔走于江汉平原田间小路上的素珍姐弟俩，又是那样的心急如焚。
路凹凸不平，还有数不尽的沟沟坎坎，姐弟俩相互提醒，互相鼓励，以最快的速度向十二里外的陆家山火车站奋力前行。
虽然没怎么讲话，素珍的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而感到万分内疚。好好的，加枝怎么就病了呢？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她会不会是被吓着了？
前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素珍常会听到门外和窗前有可疑的脚步声，甚至发现有人爬上她家的房顶，扒开屋瓦，用手电筒往她和加枝睡觉的房间里面照，吓得她躲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素珍大着胆子叫骂起来，外面就传来男人淫荡的笑声和口哨声。
为人怎么这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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