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骑自行车赶上方红梅后，就主动放慢速度，拨动铃铛，示意方红梅上车。
方红梅犟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面。
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土石路上，王加根骑得很慢，怕车子颠簸。穿过邹肖村，上了水泥路面，他就明显加快了速度。
置身于秋天的田野，他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放眼望去，碧绿的秧苗一望无际，其间夹杂着金黄色稻谷——那是等待收割的中稻。池塘里的荷叶郁郁葱葱，点缀着粉红色的荷花和陀螺大小的莲蓬。早地里的棉花，结满了沉甸甸的棉桃，有的已经炸开，露出洁白的棉絮。芝麻一棵棵笔直地立着，绿叶和白花交相辉映，身上结满棱形的蒴果。红薯地里杂草丛生，有的已经被挖掘起来，一蓬蓬地堆放在田间地头。最打眼的还是鹤立鸡群的高粱，红的穗和绿的叶在秋风中摇曳。
为了缓和气氛，王加根骑车时嘴不闲着，说的却是看电影的事情。
他说，小时候除了盼望过年，平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看电影。每逢村里放电影，便如过节一般喜气洋洋。家家户户早早地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下山，就搬出自家的板凳，到禾场上去占位子。兴奋而又焦急地等待着电影开演。电是发电机送的。每听到那轰隆隆的声音响起，看到放影机旁的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禾场就会沸腾起来。大家欢呼雀跃，喊着叫着要前面的人在座位上坐好，等待着那块洁白的银幕上出现活动的画面……更多的时候，是到邻村或杨岗街上看电影。这样的日子，往往是大人小孩结伴而行。大家走在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前呼后应，一路欢声笑语，别有一番情趣。有人踩着水蛇了，吓得一声惊叫；有人掉进水坑了，传来一阵恼骂。但所有的不快，都会在电影开演时烟消云散。也有消息没有弄准的时候，到了那里扑了空，白跑一趟，扫兴而归。
去杨岗街上，一般是为了看好影片。像《闪闪的红星》《红湖赤卫队》《卖花姑娘》这些轰动一时的片子，即使杨岗街上，往往也是放跑片。所谓跑片，就是同一部片子同一个晚上要在好几个地方巡回放映。为了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王加根在杨岗街上整整等了一通宵。电影放完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杨岗街上没有影剧院，放电影是在露天里。露天电影场正好建在一个山坡上。银幕在最下边的舞台上。看电影时不用带凳子，只要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在草地上，都能看得见。但人一多，秩序一乱，也容易出事故。王加根清楚地记得，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那天，电影场上人山人海，整个山坡被挤得水泄不通。他没有占到地盘，只有坐在农户人家的窗台上看。电影结束散场时，突然发生了骚乱。大片人被挤倒。哭嚎声、叫骂声响成一片。结果，有两个小孩在这次骚乱中被踩死了……
“现在多好！看电影能够坐在宽敞空旷的电影院里，电影票又是单位买的，不用自己掏钱。”王加根触景生情地发着感叹。
方红梅还是不理他，一直没有搭腔。
到了花园电影院，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街道僻静处，紧挨着一根电线杆子。然后，和方红梅一起进场。因为是集体买的票，座位的前后左右都是熟悉的面孔。大家互相打招呼，嘻嘻哈哈地就座。
第一部影片是《香港一百天》。电影放到中途，突然停电了。整个电影院黑漆漆一片。头顶上和墙壁上的电扇也不转了，又闷又热。观众们叫苦连天，口哨声和咒骂声此伏彼起。
王加根怕方红梅受热，叫她去入口处的大厅里转转，那里人少，空气流通，凉快一些。
方红梅坐在座位上没有动。
王加根再次劝说时，她突然火了，吼道：“要去你去！”
王加根无奈，只有陪在老婆身边，耐心地等候。
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电影银幕前面才亮起了一盏昏暗的电灯，喇叭里开始播放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
王加根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小声哼唱起来。
“神经病！”方红梅狠狠地挖了他一眼。
王加根知趣地闭上嘴巴，停止哼唱，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完全没有了看电影的兴致。
“我怎么得罪你了？我干了什么让你讨厌的事情？你凭什么对我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他真想大声地质问方红梅，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发泄满腔的愤怒。不过，他还是忍下来了，没有发作。
《香港一百天》放完之后，是戏剧电影《五女拜寿》。
这种影片年轻人大多不太喜欢。放映没一会儿，很多观众纷纷离场。赵乾坤和他老婆小潘抱着小孩从加根夫妇面前经过，也准备出去。
王加根见方红梅在座位上昏昏欲睡的样子，估计她也没多大兴趣，于是好心好意地提议：“算了，我们也不看了。回去吧！”
方红梅置若罔闻，没有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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