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王欣在阳台上看见楼下热闹红火的场景，吵着嚷着要下楼去放焰火时，王加根却提不起兴致。因为刚才吃年夜饭的时候，他提起高脚酒杯与老婆女儿干杯，酒杯却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他甚觉侮气，懊恼地把玻璃残片扔进垃圾桶。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还是由于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滑进水池，摔成了几瓣儿……
要是平时，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今天是除夕，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但王加根心里不这么想，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也就不想下楼去放烟火了。
“我有点儿累，不想下去。”他对手里拿着焰火筒的女儿说，“你自己下去玩吧！我在阳台上看你放。”
王欣不太高兴地嘟哝着，一个人下楼去了。
晚上八点钟，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王加根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完全提不起兴趣，甚至觉得索然无味。看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便哈欠连天。便无视守夜的规矩，也不顾红梅的阻止，一个人固执地进入卧房，关上房门睡觉了。
临近十二点，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方红梅到卧房喊醒王加根，叫他去放跨年的鞭炮。
红纸包裹着的鞭炮早已拆开，绕在一根长长的竹杆上。王加根拿打火机点燃引线，赶紧把竹杆子伸出阳台。浏阳电光炮便汹涌的吼叫起来，震耳欲聋，火光耀眼。
方红梅和王欣捂着耳朵退入房间，隔着窗玻璃欣赏观看。
突然，四处迸溅的鞭炮中有一个调皮的家伙窜到了王加根身上，把他崭新的裤子炸了一个大窟隆。
鞭炮放完后，王加根拎着被炸破的裤子，心痛得不得了。
“没伤着人吧？”方红梅关切地问。
“没有。”
“没伤着人就是万幸。鞭炮往身上跑，说明你火好！”
听过方红梅的安慰，王加根无奈地苦笑着。
这条裤子是腊月份新买的，花了八十多块钱。今天第一次穿，刚刚上身就报销了。如果说，损失一条新裤子就是“火好”，能够带来新年的好运气，那当然是值得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到了下半夜，王加根突然肚子不舒服，不得不没完没了地上厕所。
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么？那老婆和女儿怎么都没事？
王加根只能怨他自己倒霉。
每次拉完后，上床只能坚持十几分钟，就又得去厕所。家里又没有治痢疾的药，他只能硬撑着。
天亮后，方红梅急忙去街上买药，可药铺和诊所都没有开门。
她只好去孝北县第一人民医院，找医生开了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王加根遵照医嘱，各吃了几片，又带上这些药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值班室值班。他没吃早饭，到了中午也坚持“绝食”，而且隔一会儿就吞几片药丸。到了下午，病情明显好转，已经不思如厕了。
“我操！你还真的正经八百地在这儿值班呀！”正当他无所事事地翻报纸的时候，叶卫国来了，“走！去我家搓麻将。我约了余丰新和小宋，三差一。”
王加根马上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我值班呢。万一有什么事情，或者市分行来电话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都平安无事。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银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银行有时会对下级银行值班情况进行电话抽查。
“大年初一的别人都忙得过年呢，哪个查你的岗？”叶卫国不屑一顾地说，按着又非常老练地支招道，“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你就不用坐在这儿受洋罪了。”
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夏宗明、钟秀娟和叶卫国四个人的家里装了。罗新初家的电话，十有八九是贷款企业帮他装的。夏宗明沾他老婆的光——他夫人是孝北县妇女联合会主任。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A银行，老公是铁路职工，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太大的负担。更重要的是，秀娟这个女人想得开，舍得花钱。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有电话费补助。
他怎么会有这等本事？
原来，叶卫国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份孝北县公安局的文件，上面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电话，便于与公安机关联系。他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程金林。程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争取到了银行出钱为他家装电话的特权。
王加根家里没有电话。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呼叫转移”。
叶卫国笑了笑，拎起值班室电话的听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下键，说：“行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的电话机就会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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