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方向,防御态势也有所好转。
一方面,广东明军不知为何忽然放弃对郴州的袭扰,悍匪彭信古不败自退,率部回到韶州防御。
另一方面,听说武汉不再截留贵州的补给,几艘运盐船也已在驶往沅州的途中,吴三桂高兴得合不拢嘴。
吴三桂特地给张长庚写感谢信,盛赞对方讲大义,识大体,实为国之栋梁。之前的口角只是一个误会,希望张长庚不要记在心上。
银钱方面,前半个月银子像水一样不断往外泼,汉阳城内的几个银库空得快要可以跑老鼠。
触目惊心之下,张长庚连续举办了好几场劝捐诗会,从武汉两城的豪商手里敲了不少备用银两。
然而当整船整船的川盐从三峡运回,张长庚发现之前的担忧纯属多余。
贺珍可真是实在人啊,发来的川盐全是又白又细的好盐,一看就知道没有故意往盐里掺东西。
为了提高利润,防止井盐岩盐被看穿,筹盐督办大使周培公故意往每袋川盐里掺上小半袋泥沙,才贴上布政司衙门认证的官方封签。
有了官府认可的票引,那些川盐摇身一变成为正儿八经的官盐,被饥渴难耐的武汉盐商们一抢而空。
盐商将“官盐”通过长江、汉水、湘江等大型河流运往各府各县,销售给嗷嗷待哺的老百姓。
总督和巡抚因解决盐荒得力,在湖广民间获得巨大声望。听说还有人给他们立生祠和长生牌位,主位是张长庚,陪位是刘兆麒和周培公。
江西的大盐商暗中收到消息,也坐船赶到武汉给他们送银子,请求分盐时带上他们一份。
第一次清点账目时,张长庚惊讶地发现,每担川盐的利润竟高达十几两,足以弥补襄阳方面的损失。
之前他对朱由榔充满了怨恨,埋怨对方把自己当成傻瓜来宰。如今,他反倒把朱由榔看成傻瓜,要不然怎么会把这么好的生意交给敌人来做呢?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
时间很快来到永历十八年四月,发往京城的捷报终于等来回应。
在八百里加急送达武汉的懿旨中,太皇太后盛赞张长庚、刘兆麒等湖广文臣办事得力,张勇、董学礼等武将忠勇可嘉,在谷城大败之后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太皇太后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在年内把明军赶出南阳盆地。
前线将帅中,甘陕客帅张勇被加封为太子太保,本地绿营主帅董学礼加封为太子少保,可谓齐头并进,双双丰收头衔。襄阳知府马思才、安陆知府张尊德等人备御守城有功,亦分别有褒奖。
谷城之败的追责问题也终于有了定论。
主帅指挥失当,擅杀八旗和绿营将领,临阵先逃动摇军心等行为被认定为谷城之败的主要原因。穆里玛不但被夺爵为民,还要押往盛京看管;八旗副帅杜敏、图海辅佐不力,也被撤除了八旗满洲都统、副都统的职务。
太皇太后责令图海马上带着剩余的八旗残部回京,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再死。
穆里玛遭受谷城之败的打击后,在浑浑噩噩中与三千八旗子弟一起返回汉阳。这几个月,他一直躲在军营里醉生梦死,两耳不闻窗外事。
听说朝廷对自己的处罚仅是夺爵为民,穆里玛向京城方向磕头谢恩,高呼太皇太后仁慈。
四月初八,周培公受命前往襄阳城外的潘家湾,再度求见大明天子。
在御前,他提出以每月支付五万两,一年总计支付六十万两的条件,请求明军退回谷城,同时继续保持私盐交易。
按照周培公的说法,清军已在钟祥修筑大量防御壁垒,江西亦派出三万精兵驰援湖广,不日抵达武汉。明军即使拿下襄阳也无法威胁武汉、江陵和夷陵,何苦白跑一趟呢?
襄阳府每年地、丁、正、杂等各项赋税加起来仅为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两,再加上襄阳卫和民夫徭役折银,怎么也不会超过十万两。如今张长庚愿意出一年赋税的六倍换取休战,明军不费一兵一卒即可获取粮饷,怎么看都很划算。
“请陛下以苍生百姓为念,暂且收兵。”
朱由榔听完周培公的分析,不由得赞道:“你这次准备得很充分嘛,襄阳府的额徴地丁银精确算到了十位数。”
周培公道:“陛下说笑了,这些在襄阳府的鱼鳞文册上就有,知府马大人亦熟记于胸,问清楚不费什么事。”
“可惜你漏算了不少东西。我军占领襄阳全境,一年只能征收十万两赋税是没错,可你们也很少收了十万两。一来一去,就是二十万两。按六倍计算,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两才对。”
朱由榔对占领襄阳府的收益一年仅为十万两的论断毫不怀疑,襄阳虽然为荆湖大府,却因连年战乱损失太多人口,实力早不如万历、天启年间。
就是全国三大名府之一,后来被清廷改名为安陆府的承天府,亦不会超出太多。
然而他的算法和周培公的算法完全不同,不但考虑自己的收入,还要考虑敌人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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