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汤饼(今天的面条)、米饭中也时常加入营养物品，在唐代饮食中也非常普遍。
酿酒时加入中草药更是唐代酿酒业的一大特色。
唐人喜欢饮酒，但过分饮酒对身体有害，于是人们根据道教养生学说在酿酒过程中加入一些中草药，以中草药的补益作用来缓解酒对人体的侵害。
因此唐代人普遍崇尚药酒，把药酒列为上等佳酿，认为“高人酒味多和药”，药酒只有世外高人才配饮用。
因此，文人骚客招待客人喜用药酒，“药酒欲开期好客”。
新丰酒，产于新丰，是唐代的一种名酒，王维曾经赞美它“新丰美酒斗十千”，就连李白在诗文中也写道“买酒入新丰”。
它在酿造中就加入了麻油、川椒、葱白等原料，改变了黄酒一成不变的味道，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风味。
除此之外，唐代的酒曲全部都是用蓼、苍耳汁拌造而成，中草药汁取代了水的作用，所以，唐代人所酿酒中全部含有这两味草药。
实践证明，蓼、苍耳汁加入酒中能促进酵母和各种酶的繁殖，这一发明在酿酒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被延用，这无疑也得益于道教发展的结果。
唐代饮食文化中鲜明的道教色彩，一方面同统治者人推崇道教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尽力接近百姓。
唐代饮食文化鲜明的道教色彩是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特色。
此外唐代饮食生活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喜爱野菜。
因为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
特别是唐朝时蔬菜品种还不是很多，特别是冬天，就连皇宫里也难得吃到新鲜的蔬菜。
所以野菜大大丰富了唐人的饮食。
唐人最常采食的野菜包括莼、蕨、薇、荠、蓼、苍耳、马齿苋等品种。
莼菜，又名水葵，属水生睡莲科植物，其叶片浮于水面，我国长江以南多野生，春夏采其嫩叶可作蔬菜食用。
蕨属蕨类植物，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南北荒山中均有生长。其幼叶可食，称蕨菜。
春荒时期，新生的蕨菜作为天然食物，往往可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岁月。
薇是豆科植物中的大巢菜，俗叫微菜，多生于山地，味甘，微辛，其蛋白质含量高于同类野菜。荠菜属十字花科植物，多生于田野及庭园，春季鲜嫩时可食。
这四种野菜都很美味，也是唐代的人经常使用于肴馔之中的。
苍耳，又名卷耳，属菊科植物，多生于荒地及路旁。
藜，亦称灰菜，属藜科，南北均产，其嫩叶可食。
藿，指豆叶。藜藿经常并称，意为贫贱之菜。
这三种野菜味道并不可口，但唐朝的贫穷人家在饥荒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当做食物用来充饥。
蓼，指水蓼，一年生草木植物，生于湿地、水边或水中。
水蓼味辛辣，含有辛辣挥发油，人们一般将其作为调味食物。
除水蓼外，同为蓼科的香蓼和青蓼也常被当作野菜食用。
马齿苋，又叫马齿菜，广生于田野、荒坡和农作物之间，夏秋时多可采集。
唐人把马齿苋当作难得的佳蔬，连唐朝宫廷有时也吃马齿菜，并以此作为体查民情的一种表示。
《唐语林》卷一曾记载:“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除上述的品种外，唐人采食的野菜还有很多，诸如睡菜、水韭、荇菜、苦菜、堇菜、鼠耳、金盘草、回纥草、孟娘菜、四叶菜等。
总之，唐朝人尽最大可能去自然界寻觅野菜，借以弥补食物的欠缺，同时也为自己的日常食物开辟了更多的资源。
对了，还有一点是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融也十分普遍。
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
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水果和调味品。
引入的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
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了中原，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其中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
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包括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食品制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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