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是野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
代表作有《汉武故事》、《列仙传》、《蜀王本纪》等。
同时想必大家都知道，先秦两汉的志怪小说中，流传最广的是西王母、汉武帝、东方朔等人的故事。
西王母的形象有一个神话化的演变过程。
《山海西荒经》云:“西海之中，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此处西王母大概是指远国“戴胜、虎齿、有尾、穴处”之族的名称，到《穆天子传》中曰:“天子宾于西王母，乃纪其迹于弇山，名曰西王母之山。”
还以纪史的笔法描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和对话。
还以纪史的笔法描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和对话。
于是，《山海经》中怪人、怪神的西王母形象便演变成西方的一位王母的形象。
其丑陋凶恶的面貌到了《汉武帝内传》中，也变成了“年可卅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广耀庭宇”的美貌女仙。
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散见于《洞冥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小说中。
小说多描写爱好方术的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得道的故事，西王母曾数次降临与汉武帝相会饮宴，是一派居高临下的仙家姿态。
至于东方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汉武故事》中，东方朔为“谪仙人”:“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
在汉武帝求仙的过程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
此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
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是在当时社会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多从现实取材，具有深厚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另外，由于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信仰大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很多作家创作志怪小说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现在保存下来三十余种，其中，完整的有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统治者的凶残暴虐荒淫和人们遭受的苦难及其反抗。
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夫妇》等。
《干将莫邪》讲述善铸宝剑的巧匠干将被楚王杀害后，他的儿子赤不惜牺牲自己，在山中侠客的帮助下，替父报了大仇。
《韩凭夫妇》写了战国宋康王强占韩凭的妻子何氏，结果韩凭夫妇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
在小说里，贪官污吏被幻化成老虎等凶残的吃人野兽。
而人民为了反抗昏官酷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如《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写孝妇周青被昏庸的太守屈打成招，判为死罪。
周青临死发下大誓，立十丈竹竿，若是冤枉，血当顺竿而上。
临刑后果然应验，而且当地大旱三年。
关汉卿的《窦娥冤》所提到的“东海孝妇冤”便由此而出。
此外，人民的反抗还表现在与鬼妖的斗争上。
比如《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李寄斩蛇》等故事。
宋定伯夜行逢鬼，毫无惧意，当鬼问他是谁，他竟对鬼说:“我亦鬼也。”
稳住鬼心，宋定伯与鬼同行，巧妙设问:“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
这样就掌握了捉鬼的方法，最后定伯卖鬼得钱，取得胜利。
热情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表达被压迫人民对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一个突出的主题。
如《搜神记》中的《董永》。
董永是一个勤劳的贫苦农民，对父亲很孝顺，父亲死后，只好“自卖为奴”。
织女奉天帝之命来到人间，自愿做董永妻子，为他还债。
《董永》的故事更是在后世源远流长，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将其进一步演化。
与此相类似的是“白水素女”，是田螺姑娘的故事，见《搜神后记》。
白水素女藏身螺中，从天上来到人间，为谢端看屋做饭，勤劳质朴，心地善良。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苦难时代，于是，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求与憧憬也是小说中的重要内容。
比如陶渊明《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与《桃花源记》一样，通过渔人所遇，构拟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没有战争的创伤，没有天灾劳役，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民风古朴，耕种自乐。
并且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与同期的志人小说相比，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具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
以及比较鲜明的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
与神话中有形而不能变化的鬼神相比，志怪小说中的鬼怪常常没有一定的形状，善于变化，人鬼相杂，人神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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