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写实性的讽刺小说，即《儒林外史》。
因为吴敬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远承《史记》、《汉书》的春秋笔法，近把《金瓶梅》开拓的现实主义暴露倾向，上升到对于社会黑暗的自觉、严肃的反思与批判，使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迈进了新的阶段。
而这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了《儒林外史》自始至终是以写实为主的创作特色。
像是《儒林外史》的“闲斋老人评”指出:“古人所谓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
并且需要说明，吴敬梓在进行讽刺时，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在“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中选取典型事例予以真实的描绘。
喜剧性的冲突是写实的——写出喜剧冲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
而幽默感的描写是写实的——不是“故意把不伦不类的东西很离奇地结合在一起”，而是将荒谬可笑的事物按照它本来的面貌加以描写。
因此讽刺对象也是写实的——他很少把被讽刺对象的个性的某一特征加以夸张，使之极端化，而是使“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第三，讽喻式的讽刺小说，即《镜花缘》。
这部作品既有《斩鬼传》等小说虚构的特征，即把现实幻化为一些具有抽象意义和讽刺意味的国家，然后对这些国人进行夸张的、漫画化的描写，从而幽默地嘲讽了种种丑陋世态，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讽喻意味。
同时，又有一些《儒林外史》中“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的写实笔法，因此，便冲淡了因写实而透露出来的悲剧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接近于喜剧的本质特征。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
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故晚年又自称“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科第家声自来美”。
曾祖一辈，兄弟五人，有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戊戌(1658)年探花(殿试第三名)，一直以八股制艺名家，诗文及书法也有名于世。
曾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由编修做到侍读，到吴敬梓父辈时，家道中落。
吴敬梓幼年受到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但是少年时期他只过了几年安逸的生活，十三岁“丧母失所恃”，十四岁随嗣父吴霖起宦游到赣榆县教谕任所，十八岁中秀才，后来，吴霖起因为人方正被罢官，举家回全椒，不久，吴霖起病逝。
族人欺他两代单传，侵夺财产。
加上吴敬梓为人慷慨好施，轻财重友，不善治家，家境急剧败落，三十三岁时，他从全椒移居南京，此后生计更为艰难，甚至靠亲友周济度日。
为了避免从“王谢高堂”中落到“百姓之家”的命运，他也曾想发愤于科举制艺，可是，却在科举中落第。
吴敬梓认识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丑恶，决心在困厄中着书，开始酝酿创作《儒林外史》。
人世的沧桑、生活的折磨，激起了吴敬梓内在的创作欲望。
为了写自己，也为了写人生，为了批判假恶丑，为了歌颂真善美，在“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穷困生活中，吴敬梓靠着顽强的意志、孤高的个性、深厚的修养，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巨着。
胡适曾在《吴敬梓年谱》中说:“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在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丑态——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是从南京一直写到扬州，最后在扬州修改完稿的。
他对扬州有一定的感情，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
不想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与友人王又曾饮酒消寒、纵谈古今之后，入夜突患痰涌，匆匆离开人世，结束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乾隆三十五、六年间编的《文木先生集》中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吴敬梓逝世后不久，此书就有抄本流传。而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有的学者认为结末一回不是出于作者之手。
因为《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小说写王冕得知朱元璋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时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他预言“一代文人有厄。”这段话是全书的总纲，作品肯定了王冕鄙弃科举、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生道路，并以其为榜样，将儒林诸色统摄囊括到“外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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