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仅是给老君封了皇帝，装修装修道观，对道教发展的刺激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武则天接下来还主持在全国大修道观，发展道士，同时加大了道经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兴之所至，她偶尔亲自操刀，写了不少东西，比如有《一切道经》《洞渊神咒经》等，这些对于道教经籍建设的作用来说，绝对不是增加一两本藏书那么简单，它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理论化建设，引领了一种潮流，出现了以注解老庄为主的重玄学，同时也为《开元道藏》的编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内容后面再详细介绍。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武则天向李治建议，要求王公百官都要认真学习《老子》，并且把《道德经》纳入科举考试，“自今以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从此，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道德经》，和《孝经》《论语》一起考试，并把《道德经》列为上经，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要认真学习领会。此外，她还前后举办过七次佛道辩论大赛，内容涉及两教的哲学本体论、发生论和认识论等众多方面，这就是打算从文化领域入手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了。等到741年，唐玄宗又正式推行了道举考试，把《老子》《庄子》《列子》等道教典籍作为考试内容，这是后话了。自此，道教实际上才算得上正式成为了皇族宗教了。
有关唐朝的科举，和道友们非常熟悉的后世那种八股完全不同，唐朝的考试、形式、内容要丰富得多，所以人才选拔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一年一度的常贡科，就包括明经科、进士、明法、书、算等等。唐代除了在明经科中增加了《老子》以外，还把明经科进一步细分成了三传科、三史科、三礼科和崇玄科等专业，这个崇玄科自然就是道士专业的考试了。科举考试的其他详细内容就不多讲了，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为了提升道教的影响和地位，把道教的经典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中，但是为什么会把《老子》和《孝经》《论语》一起考试，而不是和其他的呢？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深层次的原因就不多分析了，只说说个人的认识，就是这和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极为重视的忠孝思想有关系。
忠孝思想恰好是佛教的短板，在前面讲到佛道之争时，道士们常拿忠孝问题来说事，以此攻击佛教，很多皇帝也由此厌恶佛教。比如北周武帝灭佛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应退还家”，当然了，道教也没有完全脱了干系，同样受到了一些牵连。
624年傅奕上疏废佛也有“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这一理由，“移孝为忠”，忠、孝本来就是一回事，所以，和尚们的不孝行为就等于是不忠行为，你都不忠于这个国家，那还不灭了你啊。所以，为了补全这个短板，佛教不得不临时造了部伪经《父母恩重经》。道教呢，虽然没有被直接指责不忠不孝，但眼看老对手都能厚着脸皮弄了本假书出来了，宣扬自己既忠且孝了，怎么也不能落于其后，于是，隋唐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道教报恩经。
早期涉及报恩思想的道经有《洞玄灵宝道要经》和《太上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大约出自隋末唐初时期，后来又逐渐出现了《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玄天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和《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生经》，所以，有学者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专门研究了道教的报恩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这里就不深入研究了。
接着说科举的事，《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和《论语》一起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证明“孝”一直是唐朝统治阶级极为重视的教化内容，而《老子》能和这二书一并列入科举，也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它的重视，里面也许也有对道教报恩思想的认可吧。
如果您以为这就是武则天所能做到的极致了，那就错了。为了更进一步提升道士的地位，她还改革了宗教管理机构，道士、女冠由原来的鸿胪寺管理改为“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地位仅次于亲王。如果道士、女冠犯了法，由教规处理就行，地方法律不能处理他们。同时还要求每州必须修建不同规模和数量的道观，道士的数量也都有国标统一遵照执行。这些规定，就是纯粹为了提升道士的地位了，造就了一批地位仅次于宗室的、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特权阶级出来。
唐初时，宗教的管理统一都是由鸿胪寺负责的，寺庙、宫观、和尚、道士等都包括在内。鸿胪寺道友们可能在文学作品里经常听到，这是一个负责管理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的机构。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则天把道教的管理从鸿胪寺里剥离出来，放到了专门管理天子族亲属籍的宗正寺里，并在下面单设一个崇玄署，编置上给配置了一令一丞二府二史二掌固六典事的公务员编制体系。这里稍一想就发现，道士由管理自己家族事务的机关负责了，意味着皇室把道士看成自己家里人了，比和尚们的档次那就明显高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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