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师成检校太尉一职。其实，读宋史，您会发现太尉满大街，您会觉得奇怪。其实，太尉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太尉，既可以是官，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尊称，而太尉的含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恰好就有徽宗一份“功劳”。宋徽宗这个人是个爱给大宋换皮肤的文艺青年。他觉得公主、郡主、县主等都不符合古制，因而改成了帝姬、宗姬、族姬；他觉得侍中、中书令、左仆射、右仆射都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改为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他觉得大宋的很多州府的郡名不合理，因而要改赐，很多唐代没有的州没有郡名，因而要新赐；他觉得武选官以唐代开始设置的一堆内诸司使、三班使臣为阶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而强迫症一样的向文阶官看齐，改称各种大夫、郎。同样，三师三公的名称他也要折腾一下：政和二年，（蔡）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认真相。于是以三孤取代了三公，说句无关的，如果没有徽宗这一哆嗦，南宋岳少保多半就是岳司空了。
但是，徽宗又觉得太尉这个官毕竟比较有“主兵”的古典意义，不应该废除，因而拿出来作为武臣“阶官”，在节度使之上，改太尉以冠武阶。因此，从政和二年九月改制以后的太尉，就是清一色的丘八，且逐渐泛滥。比如：政和二年十二月，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政和七年正月，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二年十月，河东节度使梁师成为太尉；宣和四年四月，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为太尉；宣和四年十一月，彰德军节度使郑详为太尉。宣和五年十一月，郭药师为太尉；靖康元年四月，种师道为太尉。而且，宋代三衙管军（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南宋的三衙主管公事）皆可尊称为“太尉”。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时，便被称为“太尉”。后来，北宋边疆实际统兵的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等“兵官”也被人称为“太尉”。
那么，梁师成的“检校太尉”又是个什么鬼呢？检校，就是审查、核对、核实。南北朝时期，当官差被派到某一个地方去处理事务，就在官职前加“检校”二字，那时不是正式官衔。隋朝时才有“检校”这一正式官衔。唐中前期，加“检校”官职，虽然不是正式拜授，相当于“代理”官职，但有权行使该职权。唐中后期，“检校”一职均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实权，主要表达深受恩宠。宋朝从太师、太尉到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等，都有加“检校”之例，作为“散官”，与正职并存。而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是有官名而无实职的官称，没有品级，仅存名号。
宋初检校官多加给武臣、吏职及蕃官军员，文臣则加于枢密使、宣徽使与节度使。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后，仅留存检校于三公与三师（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宋徽宗政和年间，改三公为三少（少保、少傅、少师），文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太尉，
所以，梁师成的检校太尉，也是个虚衔，表示武臣“阶官”，他之前的实职是河东节度使。但是，“河东节度使”自五代以来， 都不是个小官。因为提起五代，对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开国之主无一例外都是以前朝藩镇的身份“上位”为帝的。这其中，后唐、后晋、后汉连续三朝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在登基之前都曾做过“河东节度使”。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也曾是“河东节度使”的麾下大将。
那么，为什么河东会盛产开国帝王？河东节度使又有什么特殊的“职位优势”呢？所谓河东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形河曲处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陕西、宁夏、内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为北京，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
这个地方山河环绕、地势险峻：北部有长城天险，可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二州倚黄河为屏障，可抵挡中原王朝军队向北进犯；东有太行山，可限制卢龙、魏博、成德等河北强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断党项、回鹘、阻卜等蕃部的威胁。由此可见，河东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便形容河东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推为雄胜”。不论是谁想要征服这里，都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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