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刘宗周在《论语学案》中补充道：“孔子之拒，乃君子‘慎独’之境也。当颜路之请，私情易动，而孔子能守其本心之礼，不为私情所蔽，此乃慎独之功。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非外在约束，乃内心对礼义的敬畏与认同也。” 刘宗周将孔子的行为与 “慎独” 修养联系，认为在无人监督、私情难抑的情境下，孔子仍能坚守礼义，本质是内心对 “礼” 的高度认同与敬畏，是 “心性” 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这种解读将孔子的外在行为转化为内在心性的自觉，深化了 “礼” 与 “心” 的关联。
宋明理学家的解读突破了汉唐注家的义理层面，将孔子的抉择从 “守礼” 提升到 “心性自觉”“天理践行” 的哲学高度，让 “礼与情” 的关系更具思辨性，也丰富了儒家 “内圣” 之学的内涵。
3. 近现代学者：多元反思与价值重构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与社会变革，学者们对孔子的拒绝进行了更多元的解读，既有对传统礼义思想的肯定，也有对其局限性的反思，更注重其现代价值的重构。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孔子之拒颜路，非薄情，乃守礼。礼者，社会公共之规范，非私人情感所能逾越。大夫不可徒行，非为虚荣，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若人人以私恩废公礼，则社会失其纲纪，乱所由生。孔子之坚守，乃为社会立范，非为一己之私。” 钱穆延续了传统 “以礼为重” 的解读，但更强调 “礼” 的 “社会公共规范” 属性，认为孔子的拒绝是为了维护社会纲纪，而非个人身份的虚荣，这一解读契合近现代社会对 “公共秩序” 的重视。他还补充道：“孔子哭颜渊之恸，可见其情之深；拒车之决，可见其礼之严。情与礼并行不悖，乃君子之道。”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从历史语境出发，对 “不可徒行” 做了务实解读：“春秋时期，大夫出行无车，不仅是失礼，更是不便。当时道路条件简陋，徒行既费时又费力，且不符合大夫的社会职责 —— 大夫需参与朝政、处理公务，无车会影响履职。孔子的拒绝，既是守礼，也是基于实际履职需求的理性选择。” 杨伯峻的解读跳出了纯伦理层面，从社会功能与实际生活角度切入，让孔子的行为更具现实合理性，避免了将其神化或僵化。
现代学者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提出了辩证观点：“孔子的拒车为椁，体现了儒家‘礼’的两面性：一面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另一面是等级制度的历史局限。在现代社会，我们应继承其‘坚守原则、情礼平衡’的智慧，摒弃其‘等级尊卑’的过时内涵，将‘礼’重构为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公共秩序，实现‘传统礼义’的现代转化。” 李泽厚既肯定了孔子行为中 “原则坚守”“情礼平衡” 的永恒价值，也指出了 “大夫不可徒行” 所蕴含的等级观念的局限性，为传统礼义思想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思路。
还有学者从 “人文关怀” 角度提出质疑：“孔子虽共情颜路，但拒绝其请求，是否过于强调礼的刚性而忽视了情的柔性？颜渊作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家境贫寒，孔子若有能力相助，为何不能在礼的框架内寻求变通？” 这种质疑虽有片面性，但也反映了近现代社会对 “人性”“温情” 的重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 “礼” 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近现代学者的解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 “礼” 或 “情”，而是从历史、社会、人性等多元角度进行反思，既坚守了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又摒弃了其过时成分，为 “礼与情” 的现代平衡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现代启示：礼与情的平衡之道
在现代社会，“礼” 的形式与内涵已发生巨大变化，不再是春秋时期的等级规范，而是转化为道德准则、公共秩序、社交礼仪等；“情” 则依然是人类最本真的情感需求，如亲情、友情、爱心等。孔子拒车为椁所展现的 “礼与情” 的平衡智慧，对现代社会的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社会治理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 个人修养：坚守原则与善待情感的统一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自由，但自由并非无边界，“礼” 便是自由的边界，是个人修养的核心。孔子的拒绝告诉我们：做人需有明确的原则底线，不能因个人情感或外在压力而随意突破。
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常会面临 “情与理”（礼的现代形态）的冲突：比如朋友请托办事但违背职业操守，家人求助但超出自身能力范围，此时便需要像孔子那样，坚守原则底线，同时善待情感需求。坚守原则并非冷漠无情，而是用更合理的方式回应情感 —— 比如朋友请托违背操守时，可明确拒绝并解释原因，同时提供合法合规的帮助；家人求助超出能力时，可坦诚沟通并尽力提供其他支持。这种 “坚守原则、善待情感” 的方式，既维护了自身的人格尊严与社会规范，又不伤害亲情友情，实现了个人修养的平衡。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