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军功爵制区别于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其爵位是按照军功来分配的，而不是按家族。无论你祖上是什么爵位，无论你祖上是不是显赫贵族，这些都与现在的爵位分配无关。
要爵位，想要成为贵族，就得拿军功说话，这就是所谓的“无功不受禄”。哪怕是为秦国做出过汗马功劳的商鞅也不例外。
例如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使用计策击败魏国，使得魏王害怕，不得不以河西之地为筹码与秦国求和。商鞅这才得以封地于商，号为商君。
反观秦国四贵，除了魏冉有军功和贺以外，其余三人在史书上并无记载有何功绩。事实上，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只有魏冉得以列传，其余三人都只是在《史记·穰侯列传》中提到过寥寥数笔。
然而，就是这三位身无寸功的人，权势却能够与魏冉比肩，被范雎称为“文信之友”“太后”“华阳”“高陵”“泾阳”，太后不闻其有王也。由此也能看出王权的衰落。
因此，秦国四贵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秦国制度的倒退。如果秦昭襄王不能驱逐四贵，那么秦国的军功爵制也早晚会沦为摆设。
四贵的专权，阻碍了秦国人才的引进，并非无的放矢。以范雎入秦为例，范雎入秦之前曾经碰见过未来的车驾，不得已范雎只好躲在车中，后面更是跳下车来逃跑，以此躲避魏冉的搜查。
理由就是《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所说的“无文侯专秦权，诸侯客此恐”。如果王宁前一车中，魏冉为何如此痛恨各国的说客？
我们不得而知，但以范雎此前卑微的身份都听说过秦国的魏冉，讨厌他国的说客，更何况其他人呢？
虽然魏冉提拔了白起，但一统天下绝不是只需要一个或一国的人才，而魏冉的这种排斥行为无疑会将六国的人才拒之门外。
驱逐四贵之前的秦国看似风头无二，在各国之中最为强大，但正如上面所说的，四贵的存在在无形之中破坏着秦国最根本的制度。
因为人才引进也是秦国强大的根源之一，商鞅、张仪以及后来的吕不韦、李斯，大多数有才之士也都非秦国人。由此也能看出，如果四贵专权长此以往，秦国还能顺利统一天下吗？
在范雎的建议下，秦昭襄王驱逐了以魏冉为首的四贵，还废掉了秦宣太后的权力。自此，秦昭襄王开始真正掌握王权，开启秦国一统之路。纵观战国各国历史，国家内部的稳定往往十分重要。
秦国四代乱政，赵国沙丘宫之变，燕国子之之乱……这些各国权力的争斗力度，大大削弱了国家实力。而范雎削弱外戚势力的劝谏，对于秦国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可谓居功至伟。
太史公司马迁曾评价范雎：“疑犯之恩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然而，后半句却有失偏颇。范雎早年在魏国时，不仅不受重用，反而被魏国大夫须贾诬陷，被魏相魏齐打断肋骨，奄奄一息，又被扔到厕所让人撒尿。
范雎靠着装死才逃脱一劫，后来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才来到秦国，面见秦王，最终得到重用。
为了报恩，范雎推荐了恩人郑安平，使其担任要职。而面对昔日陷害和侮辱自己的仇人，范雎只是处死了差点害死自己的魏齐，而对对自己还有些许善意的须贾则选择了放过
。范雎有仇必报，有恩必还，但即使报仇也没有赶尽杀绝。由此也能看出，范雎快意恩仇，绝非心胸狭窄的小人。
儒家的思想教化常常让人以德报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总是用“以德报怨”这个词来劝人大度，劝人向善。
当你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总是劝你不要跟对方一般见识，要用你的宽容和感恩之心来感化对方。然而，说这些话的人往往站着说话不腰疼。
况且孔子所说的“以德报怨”也并不是这个意思。《论语》中说：“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春秋公羊学派也提倡“有仇必报”。
最初的思想并不是去做“老好人”，而是公正地对待仇恨——冤有头，债有主，不能扩大范围。范雎的复仇也并非睚眦必报，而是有节制的。
纵观范雎的一生，才华横溢、爱憎分明的个人形象十分突出。他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对秦国一统天下至关重要，也使他堪称战国时代最后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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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人可死，但史不可改。作为历史延续的史官，到底是帝王的喉舌还是独立的史家？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史家风骨。
有人说，史官是皇帝的喉舌，史官笔下的文字正是统治阶级希望后世之人看到的文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却也不是完全正确，因为不同时代史官的地位大不相同。
在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对皇帝的饮食起居和宫廷生活进行记载的史官，称为“起居郎”。他们主要负责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私人生活，包括后宫事务，记载范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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